天下非三官钱不行

刘邦在相继招抚、收编和消灭了各路反秦力量后，建立了汉朝。时在公元前206年。
    汉初，虽对钱币制式、重量，做出过规定。但也同秦皇一样，没有把币材（铜）统管起来，实施国家对铸币权的垄断。这就意味着允许私人可以铸币。所以私铸钱币的活动，便肆无忌惮的泛滥起来。当时就有因采铜铸钱，发了大财的人①。私铸，还有稍后出现的私销。从汉到清，2000余年以来，历代屡禁不止，始终未能得到防止和根治。直至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问世后，铜钱的私铸与私销的症结所在，伴随着货币本质的揭示，人们才进一步对它有了科学的认识和总结。
    西汉在初建国的20年内，没有铸制和发行货币，使用的是秦钱。在行使中，觉到秦半两钱（十二铢）个大且重，用于支付时，多有不便，于是改制，便鼓铸减重的小钱。但仍然还称其为半两钱。只是名不副实了。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鼓铸八铢钱，以供市用②（图011）。官家既然铸小钱，私家也就能铸更小的钱，国家对铸币业不实行统管，允许民间私铸。这样，出于赢利的目的，私自铸钱的人，必然有增无减；私家鼓铸的钱币，也必然是日益减值，这也就是说不断的偷工减料，称做半两钱，都不够数。人们索性便把这种还没有小拇指甲大的半两钱，称为“榆荚”钱。这实在是极为形象的讽喻③。接着“劣币”驱遂“良币”，也就出现了，并取而代之的更小一点的私钱也就屡见不鲜④。到了汉文帝（刘恒）五年（公元前175）时，政府颁行四铢钱，仍称半两。显然这也是名不副实的⑤。贾谊为此上书汉文帝，给予劝阻。但因“上不听”，他的“谏议”没有发生作用⑥。不过，贾谊提出的铸鼓钱币，应由中央集权、独裁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这种认识，对后世货币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是有深远影响的。这在世界货币史上也是有影响的。在这里我们应该给以指出和肯定。汉文帝改铸四铢钱，那么在流通领域中，四铢钱是否就是唯一的手中通货，不是的。因为在四铢钱行使的数十年间，三铢钱也还曾一度对它取而代之过⑦。可见，当时的币制还是紊乱的，没有理顺。
    到了汉武帝（刘彻）元狩五年（公元前118）时，当权者在对开国80余年来的钦定“钱法”，在作了一番认真检讨和思考后，才算是灵醒了！认识到国家应该把铸币业统管起来，“盗铸令”是不能解除的；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币制政策有关；使用中的钱币，不能过大和过小，那么适宜的钱币重量应该是多少？经过反复讨论后，确定为五铢。于是决定改铸五铢钱（图012）。同时，还决定了铸币权和币材由国家垄断，建立国家铸币机构和场所。由上林苑来负责统管、统办鼓铸钱币事谊，具体事情交由“三官”办。由他们负责铸制和发行。并又进一步颁发了今后只允许用三官鼓铸的五铢钱；其他钱币，一律废除。这里“其他钱币”，包括了在此以前汉武帝颁铸的三铢、半两和用红铜鼓铸的其他钱币在内。这些旧钱币，都作为铜料回收、熔化，重新铸币⑧。天下非三官钱不行，从此西汉统一了货币鼓铸权和币材的垄断。这说明远在2000年前，我国汉代国家造币厂就创建并进行了铸币活动。这要比被称为“世界之最”的、时下建厂1100周年的英国皇家造币厂要古老的多。澄城县坡头村西汉铸钱遗址在1979年9月24日的发现与发掘，证实了西汉国家造币厂的历史，要比欧洲同业者悠久。该遗址有五铢钱和其铸币铜范41件（大小两种）、陶范百余件和若干铸币工具的一并出土，为了解西汉币制提供了实物佐证。西汉中央在现今坡头村设厂铸币，不见于史书记载。这次发现填补了文献史料的缺述。《考古》杂志1982年1期，对此事作了报道。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鼓铸与发行，自此，折腾了几十年的币制紊乱、钱法大坏的不堪局面，开始有了扭转和改变。铸币业由政府统管、统办，实施高度集权，对币材也给予垄断，这就保证了币值的稳定。新鼓铸的五铢钱，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说是计费相当。这计费相当则说明了五铢钱的铸造成本和发行价值相等或接近相等的。这样，私铸就不划算了。因无利可图。虽说无利可图，但私钱还是有的。只有那些掌握了一定的鼓铸技术而且不惜以身试法的人，才敢偷铸钱币。但应该看到，政府统铸，不再允许民间私自铸币和严厉取缔、打击私铸活动，从防止犯罪和制裁犯罪两方面入手，初步解决了私铸问题。这对于进一步发展货币经济，稳定市场秩序，发展社会生产，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可见，任何经济社会的趋于发达和繁荣，没有一个统一的、健全的、正确的货币制度的颁定和实施是不行的。
    五铢钱，由汉用到隋，700余年的行钱史，这在我国货币历史上是罕见的，可以划入我国及世界“之最”之一。这种情况，一方面同币重适宜、支付方便有关；另一方面也同大一统的历史货币文化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与承袭有关。不同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货币经济。在相同的社会和社会历史阶段内，货币经济的发展趋向和运行轨迹，总是同当代社会中一定的政治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取向有联系的。钱币币式、币重的几百年一贯制，则正是反映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天道观。对待传统的思想和文化，我们应该看到是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不断选择和加工的，因而大都是有利于统治者的。比如，不思改革、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以名正实、重义轻利、求同去异，这些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正是我国社会经济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的阻力思想。时到而今，需要给予理性的批判和扬弃。
    汉代主要行钱，行使铜质钱币。就是铜钱。金币和银币不是主币，自然不是大量使用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也有记载说，一（斤）金值一万钱⑨。金、银币，一般只是用于尝赐和贮藏，不进入流通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是完整的货币。汉代有“白金三品”说，白金就是白银。汉代银币分为三等：一是重八两的圆形币，值钱三千。币面上雕铸有龙形图案；二是重六两的方形币，值钱五百。币面上雕铸有马形图案；三是重四两的椭形币，值钱三百。币面上雕铸有蛇形图案⑩。这都是见于史书的。
    除去金、银币外，还有过皮币⑾。
    皮币也是不进入流通的，只作为支付。也只具有皇权授予的“价值尺度”，由政府颁定。所以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货币。由于西汉禁苑内养有白鹿，便用鹿皮制币。以一尺见方的鹿皮为一个计量和计值单位。并且在鹿皮周边绣制彩纹花边。这样的一块鹿皮，值钱四十万。皮币是作为政府向皇戚贵族、王侯宗室，敛财用的。这说明当时财政困难。因为西汉政府对城乡商人长期实行抑制政策，如限制经商活动，商人出外不能乘车，只能步行；不能穿丝织的衣服且不说，而所承付的租税又相当重，等等。稍后，虽然有点缓解，但仍然规定商人的后代子孙，不能做官。士、农、工、商四民，商不能转化为士，不能出仕。只能为“末”了。由于商人的一切商事经营活动，受到了打击和限制，那么商品经济活动的萎缩也势在必然，那么国家财政税收自然也就不会有长足的递增。最终是，国家不富，政府银根紧缩；人民受穷，民间百用奇缺。这都同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人为抑制和停滞有关。
    汉代长期推行“抑末”政策，农业粮食生产虽然有了发展，但不能及时转化为社会提供服务，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于是“奇迹”出现了：码放在京城粮库内的谷粟不计其数。库内放满了，就堆放在露天脚地上，风吹、雨淋、太阳晒，变霉、烂掉，吃不成；堆放在京城钱库内的钱币有数百亿之多，派不上用场。穿连钱孔的绳子，也竟然因为钱币长久闲置不用而腐烂了，官家的铜钱提不起串来，……⑿。当然这种记叙——对食与货的形象描绘——在溢美的背后，不要单单看为是颂圣。这些话语，从另一个角度还必竟是反映了具有自耕自食特色的小农个体经济体系的群体劳动成果的丧失和殆尽。劳动者用汗水换得的粮食，用辛勤劳作创造出的社会财富，却不能转化为商品，却不能为更多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服务，怎能不从心底感到阵痛与悲哀？没有商品和商品的交换活动，流通受阻而停。商富大贾，不能周流天下，似乎就更看不到在较大范围内有较大数量的货币支付活动。作为社会财富的一定抽象或象征的货币来说，闲置是不能容忍的，活钱变成了死钱，生气勃勃的社会也就奄奄一息了。还能有什么生产的刺激和资本的积累？传统的“抑末”政策，歧视和限制商人及商业经营活动的一系列做法，汉代是始作俑者。对封建社会历代经济的发展，影响是消极的。起到了扼杀的作用。对此更是需要给予足够的判识和剔除。
    汉代的市场价格和货币购买力的稳定和波动，同其实行的基本国策有关，这是主要的方面。同时也涉及到其与自然灾害有关系。如，汉初经过连年战争的破坏，农业生产力水平一时不能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原有的积贮眼看就要耗费尽了，那么粮食的价格自然也就是昂贵的。一石米万钱⒀，是有过的。又如，汉宣帝（刘询）时，有一年一石米价竟跌到五文钱⒁，几十年后又回升到三百钱⒂，这是因为山东一带发生水灾，粮价就又涨上去了。物价同国策有关，这是常识问题。还可以举例来看，马价和酒价。一匹马可以卖到十五万钱，这还算是便宜的价钱⒃。一升酒，仅能买到四枚钱⒄。这里，如果不去讨论价格和价值的背离，从中是完全可以看出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对农耕生产活动所需役畜的看重和对生活消费的抑制则更是泾渭分明的。
    汉代五铢钱，上承秦代半两钱，下启唐代开元钱，它的作用地位与贡献，决非无足轻重。仅从五铢钱是使用时间最久的钱币这一点来看，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秦半两、汉五铢、唐开元，这是我国货币系统中，起源于陕西的三大钱系。这三种钱，是很值得研究和讨论的，其中确有不少值得借鉴与汲取的教益和经验。
    汉五铢钱的出土与发现，有过许多报道⒅，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