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错技术奇夺天

自元、成、哀、平以来，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滑坡”。上层统治社会的恣意挥霍、赐赏无度，加重了国家财力的负担，加大了国家和地方对农民征收赋税苛捐的数额，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的谷物太多了，农户在破产后便弃乡出逃。结果，农业荒芜、商业不振，人们的吃穿用消费经济水平，降到了最低点。王莽就是在这一派不景气中，先是因皇子（刘婴）年幼不能主事，由他居摄辅政；后是他索性废刘称王，建立了新朝。他所进行的社会体制改革，尤以币制改革最有“特色”。凡此种种作为，都与他的食古不化有关系，也就是说他所进行的一切改革，推崇旧制、一味复古，是改革的指导思想。前人在评价他的倒台时，认为“制度失中”就是第一个主要原因。可见，不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去办事情，仍搞“刻舟求剑”那一套，没有不失败的。
    王莽总共进行过四次币制改革。
    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时，除规定五铢钱允许继续使用外，新增加了刀币与大钱。刀币有错刀（图013）、契刀（图014）之分。错刀也叫金错刀。这是因为刀币上镌有“一刀平五千”字样，而“一刀”两字，全是用黄金镶嵌的。金错刀，每枚可以兑换五铢钱五千，两枚可以兑换黄金一斤；契刀，相应来讲与钱的兑率要低些，每枚可兑换五铢钱五百，二十枚可兑换黄金一斤。另外还可以知道，错刀与契刀的比值为一与十。再说大钱，直径为二分，重十二铢。币面上镌有“大泉五十”字样①（图015）。在这里，“五十”是指可以兑换到仍可使用的五铢钱五十枚。以上两钱、两刀，均可在商品交换活动中用于收授，不过这在使用上是很不方便的。王莽仍然采用金属材料（如铜）作为本位货币的币材，这是对的。但四种两类货币，统统都作为本位货币流通，这就琐屑了。这里，附带扼要说一下刀币。刀币，也是我国古代的主要流通货币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流行，后来都被秦皇用半两钱统一了。刀币与布币一样，也是从实用的渔猎刀具演变进化而发展成为最初的流通货币，刀币在早先的商品交换活动中充当过媒介物。主要流通在齐鲁与燕赵地区。刀币有大刀、小刀之分。大刀又有古刀、齐刀；小刀也有尖首刀、明字刀、直刀之分。齐鲁用刀币，这跟当时此地背山临海，人们依靠渔猎谋生有关系。也正如周秦用布币，同农耕有关系一样。同样，早期的货币形制，都是仿照于劳动工具制作的。由此可以看出远古时期，当社会财富用货币形式来表述时，财富的创造与积累，都与劳动有涉及。劳动既然使“人猿相揖别”，那么，劳动自然也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来。从货币的起源看，古人的财富观源于对劳动的认识，要不怎么又称劳动所得为血汗钱呢？钱币，土称它为“阿堵物”，只不过是安道乐贫以清高与清贫相抗衡罢了。清高者称它为“孔方兄”，言为心声、一语破的道出了货币拜物教者对其的厚爱，平民百姓有时干脆呼名为“臭钱”，这实则是对持币人的鄙视。称谓的不同，反映出了货币价值观念的殊异。<正文><图文>图013<正文><图文>图014<正文><图文>图015
    此外，新颁制的“大泉五十”，也是仿制秦半两的。都是十二铢重。这里，钱同泉。泉，也是古代钱币的又一异称。古人认为钱币，就同泉水一样，是流动的，那儿都可以去，可见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其流通手段。有人就有钱。钱是人挣的，也是人花的。当然首要取决于他有无挣钱的本领和客观上还要为他提供这种方便与可能。否则，有人，也会没有钱的。当然更为主要的还是取利不忘义，不去赚昧心钱。
    王莽称帝后，定国号为“新”，并以“始建国”作为年号。“新”与“始”，原本是想要区别莽与秦皇和汉祖的不同，后来所发生的事也确实是这样。第二次币制改革，是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时进行的。改革，并非是出于不断完善制度，是另有一番原因的。首先，错刀、契刀，不用了，宣布废止。为什么呢？事出有因。这是由于王莽认为，新莽政权的来头不正，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如以名正实）相悖。一见到“刘”字，就免不了犯忌讳。恰好，错刀、契刀，又都与“刘”字有关。“刘”同劉。劉为繁体汉字。劉可以拆解为卯、金、刀，上卯、下金，右边加个立刀，这就是劉字。汉室开山的家长是刘邦（汉高祖），而新莽通行的宝货又叫金刀，大大不吉利。这似乎还有复汉兴刘之嫌。于是废刀也就成为了这次币制改革的重点。废了两刀，也废了五铢钱。废钱，其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与上述道理一样。只保留了大泉五十。这次的币制改革，可以说是与“始建国”对上号，一切从头来。接着又颁定了新钱，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并用，币值从一到五十，币重从一铢到十二铢②。新钱法在实施中也遇到了些麻烦，从表面看是民间仍在私下使用已被宣布废止的汉五铢，实质这是两种货币文化观念的对峙与冲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不同，文化观念自然也就不同。这里暂不作分析和评论，留待在下面总估王莽币制改革得失时再说。回过头来看，民间不用新钱，政府又作出规定，凡有再用旧钱（五铢钱）的，一律治罪。按破坏“井田法”罪论处，统统要流放到塞外边远地区去服劳役③。这一来，又闹得社会不安宁。因为“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④正也因为统治阶级实施专制政治，所以永远不会认识这一点的。
    次年，王莽又迫不及待地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这次，更糟！搞得五花八门、名目繁多。计有：五物（钱、银、龟、贝、布）、六名（钱、金、银、龟、贝、布）、二十八品（钱六、金一、银二、龟四、贝五、布十）⑤。按照新颁定的规定，币材趋于多元化了，铜、银、龟、贝、布，都可以充当货币材料。用“五物”制造出的“二十八品”货币，又可以归为六类。试想这名堂繁琐的二十八种货币，一块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社会效果又怎样？这简直是胡闹台。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中，货币经济的建立与健全，货币本位制度的确立尤为重要。金属铸币取代其他物名货币，这本是货币经济发展的常规化道路，这种大趋势是不可阻止的。那种主币与辅币不分，统统平行投入、并驾齐驱，会把事情搅坏的，既污染了货币经济存在的时空大环境，又严重干扰了其正常的运行秩序，使得商品交换活动，难以进行。持币人，让这些“宝货”给搞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去使用。面对避开这场既将进行下去的旷日持久的灾难，人们只好继续使用旧钱，这样因此而获罪的人就有增无减，又加之私铸犯禁，社会犯罪问题就成为突出的矛盾。币制改革本应审慎行事，要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顺应时代潮流。本可以避免的失误，竟酿造出了一片片怨声载道的呼叹，“百姓愦乱，其货不行”，人们不使用新币，就要有罪，那就只好整天待在家里，那儿也别去。因为离开了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寸步难行。就说出门在外，吃饭、住店，是要付钱的。业主则怕犯禁处刑，不敢接受已被政府宣布废停的通行货币，这不苦了行商？试想，人们终日闭户不出、日落而息，完全生活在封闭、狭小的时空环境内，长此以往下去，社会能有发展和前进？不会的。王莽之所以这样胡来，与我国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限制了他的视野以及他对传统的东西，不加剔抉的一意孤行的推崇至备的复古有关，进而暴露了他的腐朽的政治哲学思想观。实践结果还表明了凡违背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会不出乱子的。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又搞了第四次币制改革，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统统都不用了；大、小钱也不用了。改行货泉（图016）、货布（图017）。并规定一枚货布可以兑换二十五枚货泉⑥。这次改制后，没有几年，新莽政权就覆灭了。
    新莽实施的货币政策是荒唐的，币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谎谬的，其改革的后果则也更是不堪面视的。社会大乱，是由于钱法大乱造成的；钱法大乱，又由于币制多变引起；币制多变，又与王莽每有所动、必辄复古有关。古制与古物，都是有一定适从环境的，原封不动的照抄搬用，以不变来应万变，不去适应人生与人心，只能是失败。任何一起出现在逝去年代里的任何文化现象，就其全部而言，无不都要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相适或相逆，受到其催促和制约，并反转过来要么是作用或服务于社会对其的需求，要么是反其道而行之，对其亵渎和败坏。作为一定的观念意识形态的货币文化，也自不例外。王莽改制而最终导致了统治者货币文化与被统治者的平民货币文化的激烈冲撞。统治者文化，一般说是显形文化，是见于史书的。也可称其为典籍文化。古代的历史文献，代圣贤立言，是读书人写给读书人看的。故多侧重记载了统治者的思想和文化。“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⑦正由于此，以往如不注意思考和区别，也就很容易把书面文化当作思想文化的全部整体看待。实际上，全部的思想与文化，还应该包括被统治者的思想文化在内。还就文化来说，被统治者文化，一般说是隐形文化，往往包涵有若干不易直接显见的文化内容，不被人们系统而确切地认识它所独具的固定的以至于是不自觉的深层潜在的思维方式，这是从书本上无法去把握的。再看，王莽的货币文化，崇尚古制，视复古为最高价值取向，这实质仍是封建社会，“朕就是国家”的专制政治文化的反映。而平民的货币文化，是不会以回归旧制作为价值取向，平民的价值准则，首要是满足衣食与“男女”，要有生存和生活的条件，要有满足这种条件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否则是不会接受的。事实上，王莽执政时，法多而乱且又朝令夕改，平民无所适从，一举手一投足，都会触犯法令，受到制裁，哪还能有心思去男耕女织？加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日子本来就穷，这就更不好过了。再，还有“人害”，各级地方官员依照王莽的严刑峻法，侵害平民，冤案遍及天下。穷人不能生存，富人也不能吾神自保吾身了。平民在动乱中，罪死、战死、病死、饿死和人相食而死，不计其数⑧。平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又怎能不思念刘汉王朝，说远点“文景之治”和汉武帝时的“民则人给家足”，都城内外粮仓被塞得满满的，穿的用的，任啥不缺，对于在劫的不幸的平民还是有其魅力的。人们私下使用旧钱，却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刘氏政权怀念的较为婉约的表示，能说睹物不思人？而不习惯使用新钱，寄寓着诸多的不满和失信。两种不同的货币文化，一是以专制政治暴力去强行实施、强行统一；另一是以不同方式的反诉与反争来不断给予反馈。这样，统治者货币文化与被统治者货币文化在激烈对抗中的冲撞着，是难以趋一与认同的。这样，社会就要乱，国家就要变，或是从此好起来，或是继续坏下去。王莽法规紊乱，终于导致了内外、远近各方面力量都在瞒怨国家、反对政府⑨。但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入手，是应该注意的。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和改革家，都曾十分重视这一教训，以便较好的处置好币制改革与其他改革问题。所以也就再没有出现过王莽第二。
    王莽币制改革失败了，这是指改革的主体而言。但换个视角来看，改革也并非是一无可取。新莽遗留下来的这些各种名堂的异品相货币（尤其是金属铸币），却大多是制作极为精制的瑰宝珍品。每一个集币爱好者，观抚掌上之物时，不能不认为王莽不愧是铸币工艺美术设计大师！当然更是审核与批准者了。同时，也不能不认为王莽是铸币业的行家里手，而且是卓有成效的。但失败的币制改革——也尽管当时鼓铸钱币生产技术工艺受历史时代局限——总还算是为我国古代货币的丰富宝藏，增添了有很高鉴赏与收藏价值的精品。这是应予肯定的。
    近几十年以来，陕西多地多处发现与出土了一批批新莽钱币和铸币钱范，为人们研究该时期的货币经济和铸币技术工艺，提供了实物和借鉴⑩⑾⑿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