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币：不闻有所改创

倘若王莽改制的实施结果，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各自分享到改革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导致一方富有、一方穷困，或是两败俱伤，造成社会新的矛盾与冲突，那么就此相应而言，反对改制的阻力，还是会极大减弱的。然而事愿两悖，改制损害了几乎一切人的利益，地主、商人受害，平民百姓更受大害！绝望后的出路在哪里，只有造反。新市、绿林、铜马、赤眉，几股力量拔地而起，如山洪、如狂飙，撞响了新莽政权死亡的丧钟。此间，一些刘姓子孙也打出了“兴汉灭王”的旗帜，招兵买马。汉室后裔刘秀最终夺取了这场斗争的领导权，完成了复汉大业。建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公元25—220）是西汉的延续。从本质上讲，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么大的好处。如，人均农业劳动收入的逐年递增。相反，皇室的腐败、外戚的专权，又都加重了对农业经济社会生产者的榨取和掠夺。统治者的无休止盘剥，被统治者承受——心理和经济负荷的沉重压力——已经是泰山压卵了，民终于沦为逃户和“盗贼”①。封建社会的财源收入，来自于农业劳动的收获；国家统治机构的财政耗费支出，是凭借征收到的地租和税役的补给。这些都要由农民来供应。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百姓，农民弃田离地，那么国家的财源也就要枯萎了，皇室的用度也会因此而断流，仓库里早已荡然无存、一干二净了②。饥馑又不断地袭击了乞讨、露宿在朱门高墙外的无辜弱贫，干旱、疫疠、地震、虫灾，也竟接踵光顾人世间，人食人，尸骨露于野③。“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不几年东汉也就灭亡了。
    两汉后，我国历史进入长期武力割据、分而治之；敌视相峙、彼此蚕食的多民族、多政权的分辖历史阶段。史称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先后有西晋、后赵、前秦、后秦、大夏、西魏、北周等，在陕西建都。前后历时200余年。有关这些国家的货币经济活动，将分别在下面有关章节内给以陆续述评。
    魏晋常年兵战。这对民以食为天的农业经济社会来说，无疑是场灾害。而受害最深的也无疑是农民群众。正常的农事活动没有了，那时候出了门，什么也看不到，一片荒凉、凄惨景象。要说什么也看不到，话说的有些过头。在路边、村外，在野地里，尸骨到处还是有的。饿死、病死的人太多了，来不及埋葬掉，因为死者的掘墓人，已前他而亡了；在路边，还可以看到，穷人养不起小孩子，把新生婴儿丢弃在地头，孩子的嗷嗷待哺、声声哭叫，做妈妈的淌着泪水在侧旁徘徊而不忍离去④。你看，未来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在襁褓中就沦为时代的弃儿了！只怕也是无人肯去抱养，不是冻、饿而死，也便是凶兽猛禽的一盘“小菜”。可见人们的生活，困贫到了极点。中原地区是这样，陕西也是这样。司马迁笔下的关中，昔日是“膏壤沃野千里”，“四方辐添并至而会”，那时，占天下土地三分之一、占天下人口十分之三的陕西境内的渭河流域，“然量其富，十居其六。”⑤如今，逃的逃、死的死，到处是荒草丛生、残垣断壁；乡村无人、不见炊烟⑥。人们的农业生产活动没有了，人们的居家生活无指望了，社会元气大伤。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衰败，没有生产，也就没有能为市场提供商品的可能，也就没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是小农自然经济有所苟延和几乎是全部的取代前者。商品经济不发达和当时并不具备发达的机遇和条件时，那么弃农经商也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留在土地上，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自家的吃穿和用度，靠土地的奉献、靠双手的取得、靠大自然的恩赐。作为用于支付手段的货币，也难以派上大用场。这里，农家生产的粮食和布匹，充当了交换中的媒介⑦。也尽管这种现象是司空见惯的大量存在的，却不能由此就认为货币经济不存在了，货币不起作用了。实际上，货币经济活动是在不断地削弱中枯萎，货币也没有全部退出流通，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程度内参与交换。
    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又行五铢钱⑧，这是北方的情况。蜀汉与东吴，也有过鼓铸钱币活动⑨。也同东汉一样，都铸过钱的⑩。只是因蜀与吴，割据江南、偏隅一方，其经济政治活动中心已不在陕西。故不予详论。
    西晋是在晋武帝（司马炎）接管曹魏政权后开始的。时在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公元265），也可以说是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因为这一年，魏亡晋始。司马炎在洛阳建都。以后蜀汉和东吴也被西晋消灭了，统一后的国家，仍然继续行使五铢钱，没有对其进行改制和废除而去另行新钱⑾。原因是货币经济活动锐减，原有的钱币是满够用的。
    晋惠帝（司马衷）此人，可以说是一等白痴。天字第一号傻瓜。根本不知道，也更没有去想过治民安国的事。大脑功能失调，思维混乱、语无伦次。皇上时常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使人难以回答而哭笑不得。如，他听到癞蛤蟆叫，就问：这咕咕叫的声儿，是为了公事，还是为了私事？怎么回答呢，只好告诉他，癞蛤蟆趴在公家的土地上鸣叫，就是为公；趴在私人土地上鸣叫，就是为私。不得不这样敷衍。又如，他听到老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时，他又问：为什么不去吃肉？肉总是有的嘛⑿。这位皇上，糊涂而可笑、痴呆而可爱。无独有偶，这同法兰西大革命前夜，人民饿得没有面包吃时，法帝路易十六的后妃竟说，让他们吃饼，如同一辙。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还有，国库空虚到了极点。皇上用点零花钱，还要寻情钻眼去找人借⒀。穷到家了。再还有，西晋颁行“户调制”。规定了官员和百姓占田的数量，还规定了按户、按人交纳的以物计值的租税数额。其中就有，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可以交米，每户三十斗；再远者，交五斗；更远一些的，考虑到运输不便，只交二十八文钱就行了⒁。后面举到的这两个例子，意思在于说明西晋商品货币经济也并没有完全消失。那种认为西晋的商品货币经济彻底消亡了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皇帝找侍从借钱，国家向农民征收部分货币地租和赋税，说明钱币没有废止停用，而实际情况也是钱币在流通中数量锐减，没有完全退出流通。史书记叙，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流通中的西晋钱币品种与制式，只是以“不闻有所改创”而概括。那么，凡在行钱时，不加以特别说明的地方，都可以按使用曹魏五铢来看待。另从五铢终止在隋，也可看出在隋以前的货币史上，五铢仍占有一席之地。晋时仍行钱，干宝的《搜神记》中，不乏记叙，可资参证⒂。
    晋怀帝（司马炽）丧命于“永嘉之乱”，晋愍（mǐn）帝（司马邺）出逃陕西，在长安称帝。这位末代皇帝在陕只有三年，就城破国亡。司马邺在陕时，有无铸过钱？史书无载。但却有过行钱史，这是能肯定的。当时关中大灾，人都几乎死光了，乡间到处是尸骨⒃。长安城内，也是墙倒屋塌、杂草丛生；断井颓垣、鼠兔出没。只有几十户人家。又逢匈奴族人刘曜大兵压境、团团围城，切断了城外的供给。城内无粮，就是有一点，也售价昂贵⒄。老百姓饿死了，皇帝当然不致于会腹内无食。皇宫内仅有的十多只供酿造发酵用的曲饼，天天都用来煮那端起碗来，能照见人影的稀汤喝，是只供他一人喝的⒅。有钱有何用？没有卖粮人。
    西晋是短促的，在铸币史上没有过作为和创见。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也就这些。不过，却在货币理论建树方面，有过《钱神论》（鲁褒）的问世⒆。《钱神论》是抨击拜金主义的战斗檄文。作者通过虚拟的司空公子和綦（qí）母先生的一问一答，揭示了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神奇”功能。尽管“时易世变，古今异俗”，但“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复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却是古今一律。作者虽然已经注意到钱币在商品世界里，成为世人崇拜的偶像，有至上的权威、无上的法力，对此给予了本质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可惜，“钱能通神”作为封建社会世俗的金钱价值观念，是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不发达经济社会的商品拜物教所具有的典型特色的客观存在。作者对其缺乏甚至没有清醒的认识，并进而对货币的全盘否定做法，是不可效取的。这也同作者把钱币作为道德范畴考察，必竟没有认为其是非本质的个别现象以及钱币作为经济范畴是属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普遍的大量的现象，加以有关区别对待。故作者在那里只看到钱币作为道德范畴的一面而加以深恶痛绝与口诛笔伐，这就不妥了。作为货币的金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经济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工具。作为工具而言，本身无所谓善恶，谁都可以使用。古代那种视金钱为万恶之源，视商品经济为洪水猛兽，并妄图竭力限制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的思想，阻碍了我国社会历史的进步，推迟了封建化的进展，这正是我们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倘若对货币要论功行赏时，那么仅就货币文化的社会功能来说，它对于社会意识赋予人们的对其以及对人心与人生的满足、认识、改造、组合、协调、教化、选择、凝聚功能，实在是多多益善的，授货币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功臣，我看不为过誉之称。
    《钱神论》的作者，对货币的社会职能的认识，是正确的。如，“其积如山，其流如川”，“无远不往，无深不至”，不乏形象、生动的描绘。另外，作者还就孔孟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予发难，提出了“死生无命，富贵在钱”的哲学命题。可见其人的金银财富观，是带有鲜明反儒倾向的。这也是应该要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