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与粟帛并用

长安城破，西晋灭亡。国破山河碎，自此北方的境况更糟了。陕西也自不例外①。
    史称这段历史时期为“五胡十六国”。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五胡”，是指当时军事实力较强又有一定作战能力的五个少数民族。这就是羯（jié）、鲜卑、氐、羌（qiāng）和匈奴；“十六国”，则是成汉、二赵（前、后）、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和大夏。实际上，建立武装割据政权的地方性军事组织的，远不止就是这十六个。这里只是指较有实力而人数又较多的民族政权而已。十六国中，有四国在陕西有过建都立国史。分别是匈奴族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建立的前赵（公元304—329），后迁都长安；氐族苻洪建立的前秦（公元350—394）；羌族姚苌建立的后秦（公元384—417），二秦也都在长安建都。匈奴族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都城在统万城（今靖边县）。历史上的十六国，在国名前是并不冠以什么方位词和形容词的，如前后和大小，之所以称为前赵和大夏，后人是为了同春秋战国时的赵和在此以前的夏有所区别而称名的。
    借着反晋，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中的上层分子，纷纷建立了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彼此连年攻县占州、掠夺人口；刀光剑影、征战不息，使北方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劳动生活，遭遇了极大的破坏，百业萧瑟、民生困苦。陕西自古以来就较为富足，秦汉时“关中之人”，“戎狄居半”，这里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自然也是黄土文化和“胡”文化的交汇地带。各民族对关中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共同付出过艰辛的劳动，但是眼下又都接着付于兵火了，在战争中受害的是平民百姓，战争留给社会的是寡母孤儿，是残不忍睹的片片废墟和磷磷白骨。战事，不要说是旷日持久，就是交手后闪电式的厮杀一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死上一批人。倘若天天都要死人，都要死去男劳动力，长此以往下去，那就要影响和危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安定和发展了，没有了耕农，没有了粮食生产，人们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可能性，所以也就根本是没有什么社会生活可言的②。“五胡”政权，就其本身的发展历史来看，也不过是刚刚从原始的游牧部落才脱胎出世后的黄口小儿，他们既对汉民族在两河流域（黄河、长江）所开拓和积贮的社会财富垂涎三尺，但又对其社会文明与进步却不屑一顾，表现了其带有洪荒时代阶级烙印的愚昧、野蛮和无知。因为这对习惯靠穷兵黩武、掠劫成性的地方民族的上层人物来说，对汉民族早已进入封建农业经济社会并在不断地发展农业生产以及较为先进的农作制的推广与运用，所取得诸项成就，是不予重视的。“五胡”，在社会生产力十分低落的情况下，凡衣食之需又不肯通过生产劳动去自给，而以抢夺为来源，为了更多的攫取猎物，就得到处发动战争，就得打仗。诚如首先“感到必须，接着追求效用，再下去就是讲求舒适、寻乐，然后在奢侈中变得淫逸，最后就发狂……”③如果说，后来有点改变的话，那只是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利后，在他们任用和听取参政的汉民族知识分子的意见后，并且还是出于防止被外来的武力“吃掉”，这才出于要强兵富国的考虑，才注意到恢复农业生产和稳定社会民心。这样做，纯粹是出于自身安危的需要，而不是在于考虑发展农业商品经济。也尽管这样，在客观上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尽管仍然是传统的生产资料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社会必竟还是一度出现过局部的暂短的有限度的较多人的有食和安适。所以也就不能认为魏晋以来的百余年历史动乱时期，没有光明、漆黑一片，到处是野蛮和残杀。事实上，就以在陕西建都的前秦来说，就比较注意恢复和发展农耕。为改变关中水利失修面貌，曾经调拨3万壮民挖土造渠，引泾河水上塬，部分地解决和缓冲了农灌用水的矛盾④。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面貌，有了一定的变化发展（这与前秦采纳汉人王猛的意见有关），这才出现了粮食丰收、百姓喜乐的小康年景。又如，后秦在皇初、弘始年间（公元394—415），为了缓和与日俱增的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搞短时期的罢战促耕，其措施之一就是下令解除奴婢的身分，使他们成为自由人。同时，还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方面，提出要务实和节俭的主张⑤。这些利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无庸赘述。
    从史书记载来看，十六国期间，只有前凉张轨和后赵石勒有过鼓铸钱币史⑥⑦。此外，建于巴蜀的成汉，也没见有过铸币史，但传为由其鼓铸的“汉兴钱”，近年来也确有过出土发现⑧。
    建都在陕西的前赵、前后二秦和大夏，是否也有过鼓铸钱币史，史书上没有记载。那么，钱币是否就退出了流通，回答却是否定的，前后二秦还是使用钱币的。古臧（旧称凉州。现今甘肃武威附近）一度曾经是十六国时“二秦”的辖地，当时居住在那里的百姓，自然也就是秦的“衣食父母”了。那里的米价，前秦太初二年（公元387年），每斗米五百钱⑨。后秦弘始四年（公元402）时，每斗米则要五千钱了⑩。看来，生活在陇西的秦人是持币购粟的。在关中，人们则是以布易粟。可见在不同地区的粮食市场上，钱、布、粟都可按照收授双方商定的比价进行交换与支付活动。由此可以看出钱币也不是就不用了，货币经济也并非就衰亡不存在了。再，还可以举出两例：如前秦苻坚在果断起用王猛后，在持久不懈地开展“劝课农桑”的活动推促下，关中的农林业生产面貌有了改变，社会上的犯罪活动减少了，而为触犯法律而托人说情的事也减少了，土地经过整治后生产出的粮食很多，国家财库里的钱币，放得满满的⑾。这种情况，如果抛弃了粉饰太平的歌赞后，我们也不会完全就认为钱币真格就把钱库塞得满满的。退一步讲，钱库里总还算是有钱币堆放的。又如，前秦苻坚也还曾限制过那些钱多得在乘车和穿衣方面和达官贵人不相上下的富商大贾的商事活动⑿。帝王轻商，这仍然是在“重本抑末”。在限制的背后，又何偿不是在告诉群臣，注意：商人太富了！富，又总不能认为与货物和货币无关吧。由此，可以看出钱币没有绝迹，没有从流通中消灭。当时既没有铸币，那么所行使的钱币也只能是在此以前朝代的铸币，即旧钱。当时不铸币，或者也可以说是钱币行用不广，完全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试想，到处有战事，处处见战俘，一批又一批的战俘由原住地外迁、随征，那里还有什么社会生产，没有社会生产还能有什么商品经济，关中人迹绝⒀。这是严峻的现实。离开了人的社会劳动生产活动，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那么当社会的物质文明毁灭在兵火中时，社会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也就几乎随之化为乌有了。货币文化自然也不是有所弘扬了。
    大夏则有大夏真兴钱币传世。实物现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图018）。有关于大兴真兴钱的真伪，钱币学家认识有歧异⒁，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这里仅就赫连氏鼓铸钱币有无可行性，谈点看法。
    赫连勃勃系匈奴族。在东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时，自称大王并设制封官。是年改称龙升元年。大夏一度快骑直驱，攻入长安，也并还在东郊坝上祭天称帝、改元昌武⒂。这事，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还有馆藏“马踏匈奴”石雕展出。雕品只是当年那场战争中的一个小小战斗场面的艺术反映，供今日人们鉴赏和予以历史的反思。赫连勃勃称帝后，不断集结力量，袭击和骚扰后秦的北部边地，掠夺劳动力和牲畜。到凤翔元年（公元413）时，征集10万人建筑都城，取名统万城（今靖边县内）。统万是取其“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⒃。仅从统万城的东南西北四门的门匾上所镌有的“招魏”、“朝宋”、“服凉”、“平朔”八字，便可窥见出其政治野心⒄。在筑城之际，又用铜铸制了飞廉和龙虎，这些制作精丽的铜兽安置在宫殿的四周以显示气魄和庄穆⒅（飞廉是古代传说中的异兽）。这表明了大夏在重有色金属铸造技术工艺方面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平。既然能铸铜为器，而且造型还复杂，那么也完全可以会用铜块鼓铸钱币的。这只是从生产技术的角度推断，所以有可能大夏会有自己的铸币。钱币，历来为历代君王视为权力和统一的象征，那么旨在“统一天下”的赫连氏家族，对此为不会不能不有所仿效的。另，近年来人们还不断地在统万城遗址附近，发现过铜币、铜镜、铜质箭镞及一枚刻有“驸马都尉”的四字铜印⒆。这铜币，是否就是罕见的大夏真兴？待考断。大夏铸币，有待于历史文物的陆续出土发现，来补证正史记载的缺佚和不足。对于历史文化之谜的释译，人们可拭目以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