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大布与永通万国
西魏是被北周“吃”掉的。
北周立国不足一年，就“换马”两次。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先后下台，这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专制政权的首脑更迭频繁，是出于在野的统治者权力欲的恶性膨胀，而伯仲叔季、手足相残也就于萧墙之内了。历代大凡都要发生此类事情的。北周，从武帝（宇文邕）保定元年（公元561）以后，政局渐转稳定。这与稳定内部、灭北齐，统一北方有关。
北周，更为宽泛的改革步伐的加快，是在于巩固新生的政权和实施封建统治的需要。北周改革的目标是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改革的方向则是更为进一步的汲取汉民族传统意识形态中的诸种社会价值观念，学习和借鉴一切有用的思想。如，崇尚儒学，不断强化封建道德伦理规范；重本抑末，劝农守田、鼓励耕垦，实行薄赋，不致于加重农民负担；制定法规法令，任用清廉官吏，等等①。又如，实施和不断完善“府兵制”以及果断的推行毁佛运动②。这对于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稳定国家财政收入，都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尤其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善以及先进的农耕技术的推广应用，作为改革的重点，给予了进一步地调整、理顺和宣传。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手工业生产相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农田生产收获除了自给外，开始有了盈余。丝帛和其他农副产品，可以携带到集市上去出售；官营和个体的手工业作坊，也可以自行卖出产品和购进所需物料。产品进入流通，转化为商品，是由生产者自销和依赖于商人的买进与卖出，在市场交易中得以实现的。北周时，进入市场交易是要收税的。购买门票，方可入市。政府为了刺激生产、扩大交易，便下令免除“入场券”③。这虽是小事一桩，但从中可以看出北周初期对于发展商品经济，还是给予鼓励的。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复苏，久已萎缩的货币经济也逐渐趋于云开见日。那么统一币制、统一铸币与发行，也必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北周初年是不铸币的。一直行使西魏年间鼓铸的五铢钱。到了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时，才开始鼓铸钱币。铸制出的铜质钱币称为布泉（图019），这里就一个“泉”字，便把货币流通规律给形象地描绘出来了。布泉是当五大钱，一枚可换前代旧钱五枚。新、旧钱，都可以在流通中使用，在陕西关中，起码是这样。而在陕南和蜀、黔两地，除去新钱布泉和旧钱西魏五铢可以流通外，前几朝的旧钱也可以一块使用。至于甘、新两地，情况就又不一样了，在那里西域各国的金银币则成为交易中常用的硬通货④，这意味着当时的国际贸易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仅从上述各地用币来看，金属铸币的抬头，则反衬出实物交易的退野，但还没有寿终正寝。另外，多种钱币一并使用，铜币作为本位货币，这也同欠发达的初期的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所能达到的程度有关。
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时，又颁行了五行大布钱⑤（图020）。规定一枚可以兑换十枚布泉，也可以兑换到五十枚西魏所铸制的五铢钱。并还限制了只能在武关、散关、萧关和函谷关之间流通，而不能流出关中。北周鼓铸与发行五行大布钱的本意，原是要对付商人及商业经营活动的，在征收税利时使用。这种做法，有两点可以值得注意：一是北周政府经过一定的改革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社会生产力在适度的范围内，得到了理顺和提高，促进了农业经济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使其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因此政府向商人征收税利的数额也就加大了；二是北周对其奉行的传统对策，在系统内部做了新的调整，“抑末”又有所重演。政府发行不足值大钱的本身，就是妄图限制和阻止商业经营活动和商人们的敛财发迹。但是对不足值大钱投放市场后，有可能和可能引起私铸发生，私钱进入流通，“格雷欣规律”出现⑥。而货币贬值，对社会的不安定埋下危机，却缺乏通盘思考与对策。钱币过多的投放市场，超过了商品流通所实际需要的钱币总额，就会发生通货膨胀。物贵，因为物价上涨引起。物贵，钱也就轻。钱轻，也就是钱币贬值了。钱轻，也还就是由于投放到市场上的钱币总数量的激增诱发的。联系到北周政府在鼓铸发行五行大布的两年后，废除布泉，其原因就是钱币贬值造成⑦。
永通万国钱，这是北周第三次鼓铸发行的钱币⑧（图021）。一枚这样的钱，可以兑换到十枚五行大布钱。同样这也是又一种不足值的大钱。北周铸币三次，每次总比前一次要有所提高发行价值，也就是说每一次都要比前一次引生出新的通货膨胀。反映在民间，就是钱虚，就是钱不经用。钱币贬值，同政府多铸多发新币，又不禁行旧币有关系外，难以制止和取缔的私铸，也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的历史作用。
传世的北周钱币，制式和书写都很精美，尤以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钱币书法艺术为著。钱文为篆体，凝练舒畅、柔婉匀停的笔法，严谨平稳、茂密端庄的结体，集篆书艺术的和谐美、结构美、意境美于一体。这样的铜钱，对于钱币爱好者来说，均有一定的鉴赏与收藏价值。时值今日，这些珍贵的古代铸币，已成为人们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史、货币发展史、书法艺术史、金属铸造技术工艺史的实物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