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中样者 不予入市
北周的末代皇帝,竟不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何物,终日沉湎于酒色中,对国事不理不睬,对民事也懒得去问,只是一股脑儿地搜寻天下美女,养于宫院、供其淫乐。他只要一入宫院,便旬日不出。再要紧的朝事也得停办。这位皇帝,脾气还坏得要死,动辄就打人致残、致死,最喜欢“鞭仗”,死者不计其数的说法,未免有些夸大。不过搞得上层社会,人人紧张、人心惶惶。官员就怕入朝侍俸。稍有个三长两短,就被算清了伙食帐①。不过,人们也并没有无限紧张下去,因为这位只知饱餐秀色的短命皇帝,只活到22岁就嗝儿屁揣腿了。皇子年幼,只好由大丞相兼大司马的杨坚入宫辅政、总揽朝事。杨和明帝(宇文毓)是“挑担”,同时又是另一个皇帝,宣帝(宇文赟)的岳父。所以这位国戚、国丈的地位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权势炙手可热。杨坚专政后,不久就废周称帝。这就是隋文帝。时在开皇元年(公元581)。
隋建国后,便开始着手整顿朝政、改革制度,旨在维护和巩固新政权。如,继续推行和完善“均田”与“租调”制度、实施轻税薄赋和兴修农田水利、设立义仓。再如,对职官、食货、兵法、刑典、礼仪、科举,诸多方面进行了改制、增补和删汰。凡此所做,都是为了尽快消除自经战乱后北方社会长期存在的“书轨不同、生人涂炭”的惨境。隋初,还是比较注意惜民和统治者自身的节俭。隋文帝每逢祭祀祖先和国事宴宾时,献饭和待客,也简单到只是有点肉而已②。隋初,改革的实施,成效是比较明显的。农业经济状况有了好转,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提高。长安城中的官仓,由于库存超储,不得不把货物堆放在库外,政府也因此在较短时间内停止征收了部分地区的赋税③。始后,隋又出兵,灭掉了江南的梁和陈。另外,又还注意到对位处东南沿海的台、澎地区的经济开发,密切了其与大陆内地的友好往来。
隋对南北的统一,这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近400年之久的“天下丧乱、四海不一”,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损失是无穷无尽的,天下,是割据称王者的天下,大大小小的老天爷既然为大,他就敢是直呼为二的山大王,比比皆是。烧杀抢夺、战火连天,百姓莫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④。一个国家,不能不统一;一个民族,不能不生存;一个社会,不能不发展。同样,生活在任何社会里的人们,不能不要求解决温饱生存、衣食男女问题,也还要求社会的安定和生活的安适。这是自有人类以来的社会发展的需求总趋势,这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和抵挡的。凡是顺应了这一历史规律的,则是进步的作为。故隋文帝的统一业绩应该给予肯定的。当然平民百姓是不会把国家与社会的统一,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标准。平民百姓的最高价值取向标准,应该是以追求与获得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为首要条件。统一与不统一,对他们来说,无关重要。谁只要能满足他们的生存和自身发展的要求,他们就拥护谁。倘若统一不能给平民百姓的生存和自身发展带来保障和改善、带来实惠和好处,那么他们就不欢迎、不要求、不承认统一。只有当统治者的统一观和被统治者的统一观,两者相近或趋一时,社会就能安定和前进。正是从这个视角着眼,我们才对隋的统一给予了首肯。还应该看到的是,隋的统一,为唐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扫平了路障和奠定了起步基础。
隋文帝(杨坚)在建国的当年,就开始币制改革。首先统一币式,铸制开皇五铢钱(图022)。并且规定每千钱的重量为四斤二两⑤。自此,结束了魏晋以来长达400年之久的币制紊乱。我们衡量一个历经劫难、百孔千疮的新建国家的经济恢复发展是否能走上常规化道路,取得社会的稳步前进,其判识标准是多方面的,而货币能否由中央集权实施统一鼓铸、发行和管理,就是其中的一个判断标准。隋对币式有了统一规定,但更为重要的却还是对币重也有了统一规定,即每千钱重量,不是每一枚钱的重量。这项规定,是带有开拓性的创举。因为以前社会上好多年很少用钱或者不用钱,也就没有健全与完善的钱法规章制度,再加之历代未能解决的痼疾赘疣——私铸对流通的干扰和破坏,所以货币经济秩序也就混乱。那么在整顿中,反假,也就是反对私铸,也就尤为重要。隋在这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政策,对私铸活动给予严厉防范和狠狠打击。如,规定千钱重量就是措施之一。千钱重量不足,说明有私钱混入,一上秤就全清楚了,用不着逐一翻拣,方便了质检工作。隋对私钱的查处,也是很严格的。派人把守关口,按政府发给的样钱勘验放行。凡持币入境者,所携带钱币须与样钱相符,方可带入;不符者,所携带钱币除没收入官外,其人还要治罪⑥。另外,还严格地限禁使用前代旧钱。凡地方官员该管不管的、没有尽心尽职的,一经查出就要按渎职罪过扣发半年薪俸⑦。开皇五年(公元585)时,隋又重申规定:凡私铸从重治罪。除政府原规定旧钱不能从境外带入外,现又规定旧钱不能入市交易⑧。凡有与样钱不符的,除去没收外,其人甚至处于死罪⑨。尽管政府为了防止私铸犯罪活动而制定相应对策并加强了打击力量后,泛滥成灾、祸国殃民有年的私铸,才有所收敛和暂停。这样一来,新铸五铢方能广为流通,币制得到了统一⑩。纵观这前前后后,不难从中悟出人治与法治,缺一不可,彼此也不可取代与置换。再就法治而言,治乱世,需用重典。其中的道理也应是不言而喻的。
隋和秦一样,也是二世而亡。隋炀帝(杨广)逞性妄为,不顾及国力和民情,一方面大兴土木、建造行宫,供他出游时下榻;一方面又进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以至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失败。最终是劳民伤财、国穷民困;民逢绝境、人无出路,造成了社会的极大动荡与不安。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隋亡前,由于国家财政枯萎、财源干涸,社会经济活动已经很不景气了,皮钱和纸钱的出现,就足说明问题⑾。隋初积累的那么一点点社会财富,全毁灭于杨广的残暴骄横和奢靡淫逸之胡作非为中了。如此,又怎能不垮台?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天下,须知天下毕竟是天下人的天下,非家天下。
有年以来,陕西也不断有过隋币的出土发现报告⑿。同样,也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钱币鼓铸与发行及其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