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货币文化之开元通宝
隋末，李渊和他的儿子们，在经过认真的准备和筹措后，便出兵伐隋。一路上，攻城夺县、节节取胜，并且不断地屡屡向沿途平民百姓施舍钱粮①。也还不断地招兵买马、壮大队伍。在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攻入长安。隋亡唐立，改元武德。
唐高祖（李渊）出于长久统治与久远统一的需要，用了近七年时间，或剿、或抚，镇压和平息了其他几支反隋起义队伍。在此同时，他又还比较注意在恢复农业生产的期间，适当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使得长期以来，一度尖锐、冲突的阶级对立，日益趋于暂时性的缓解。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农民的耕耘劳动和居家生活，在安定中有了发展和改观。唐代颁制的各项法规律典，也进一步有了健全与完善的基础，当时有关均田、职官、食货、科举、礼仪等方面的制度规定，都是很为严格和详尽的。李唐王朝就是这样逐步地建立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那么，鼓铸和颁布新的钱币与钱法，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是适宜的。
唐代在武德四年（公元621）以前，是没有鼓铸过钱币的，而是继续行使隋五铢钱。是年，开始铸币②。新钱命名为开元通宝（图023）。新钱也可环读为“开通元宝”，这种读法，也不能说错，但却不是本意。判读为开通元宝，这与汉字书写法则也是不一致的。（汉字书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内到外）开元通宝钱有金币③、银币④和铜币。但作为大宗鼓铸与流通的却还是铜质铸币，是铜钱。金、银币，只是用于祭祀和赏赐，用途和用量都是很受限制的，范围是很小的。开元，不是年号。所以开元通宝钱，也就不是年号钱。开元，用此两字做币名，包涵有事物发端和初始第一的两层意思在内，也就是说从古到今，没有人这么去做过，当然就是首创了⑤。开元通宝钱的创制，在我国货币体系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和影响，行使时间之久，仅次于五铢钱。但其制式、轻重，为唐以后铸币所承袭，作为样板钱对待，这是不寻常的。唐也有“开元”，那是唐玄宗（李隆基）用过的年号，使用了28年（公元713—741）。在李隆基以前，就有开元通宝钱流通，所以不能把开元通宝钱看为是铸于开元年间的钱币。开元通宝钱的币书文字，也是很精美的。这四个字，为欧阳询所写⑥。欧的楷书书法艺术，有很高的造诣，被后世称为“欧体”。除去楷体外，还有过篆、隶两种书体书写的开元通宝钱。史书还说道，这种新钱，使用中最受老百姓欢迎⑦。因为过去的半两和五铢，不是大，就是小，携带和行使都不方便。开元通宝钱就是在总结和讨论了历代铸币政策及其经验得失后，才鼓铸出了轻重适宜、大小恰好的新币。我们知道，要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转变观念，也离不开货币。进行商品交换的两方，既要实现价值的使用价值为目的，还有按价值规律办事情的原则，自然双方也就离不开体现商品价值的货币。同时，货币的币重与币材的择取，则也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程度相适应。币重对于次发达的封建商品经济来说，过大、过小，都不行，怎么才算合适？是要经过一番的探索和实践的，在借鉴与扬弃前代铸币的成败得失后，去创与闯。最终，唐代认为“径八分”、“重二铢四絫（lěi）”的钱币才为合适。这样的钱，十枚重一两，一千枚就是六斤四两，六斤四两也就是一百两。（旧制十六两为一市斤）即千钱百两。也就是这样的钱，从唐用到清，从陕西流布到各地，从国内流传到域外（古代高丽国、安南国，就使用的是仿唐钱币），可见影响是很大的。后世无不都将该钱的币重作为标准钱，代代因袭不变。这既是长处，也是不足。因为传统货币文化不易变革的弱点，也就包涵在这“代代因袭”中了。开元通宝钱在货币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反映出具有东方魅力的中国货币文化，在世代的传承衍变中，兼收并蓄、完善完美；曲尽其妙、奉为圭臬。<正文><图文>图023
开元通宝钱是唐代常规钱，是鼓铸时间最久、鼓铸批次最多的钱币。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传世和出土，开元通宝钱都是经常能见到的。时到而今，不能说在平时能大量见到了，除非有窖藏钱币出土。就是时下，开元通宝钱在陕西，拥有数量，仅次于清钱。对于在50年代，对我们在关中地区就读的小学生来说，那时要弄到几枚开元通宝钱玩玩，则是极为容易而平常的事。旧式民居、城乡平房，凡门户上悬挂竹帘的，在竹帘居中靠上部位，都要用绳系上一枚钱，用于卷帘后别住定位的。细看，又多是开元钱；到了乡间，老农烟袋杆上系有它；进了集市，商贩使用的秤杆上也有它。小男孩子用它猜枚玩，女娃们用它制做毽子。大户人家的宅院里，小户人家炕头的盒匣里，都能拣到、找到它。可以说是不分贫富，处处有“钱”。钱多，跟货币经济的发达和进化有关，这也因为“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⑧货币与人的关系，也正如贾宝玉和系在他脖颈上的那只“通灵宝玉”，两者须臾不可分离一样。钱币：没有，不行；太多了，也不行，若是因私欲膨胀而从歪道捞货币，说不定那天，还会招致祸害，没有不翻把的。君之爱财，但凡一定要取之有“道”才是。取之正当，自然是多多益善为好，会赚钱，才是有能耐、有本事。赚昧心钱，那就走入歪门里了。
“穿上一横”的开元通宝钱，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收录在宋人的笔记小说里⑨。说的是，开元通宝钱在正式鼓铸前，送呈样钱拿给皇帝审查时，皇帝身边有位皇后，当她把样钱拿在手里观看时，便趁人不备，用指甲在钱的背面上掐了一下，留有（指甲）痕迹。新钱鼓铸出来后，钱背上就有个印记。这就是通常说到的“穿上一横”（图024）（“穿”是钱币常用词语之一，指的是钱孔，也就是钱眼。方形的孔。“一横”就是甲痕了，它在孔的上方位置）。开元通宝钱，为什么有的就有“穿上一横”，也有人解释，与皇后无关，那是铸制暗记。不过那位小说作者不这样认为，并进而坐实，说是李隆基的爱妃杨玉环留下的甲痕，并又把钱背上出现的铸制疵点附会为“太阳”，于是出现了“日月合壁”之说。日月合壁、天长地久，这不又与“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⑩更合榫了？其实，这都是没有凭据的，无信史可证。小说家之言。不过作为宫廷轶闻、传说故事，还是有点小意思的。
开元通宝钱，也不是有唐一代的“独生子”。唐高宗（李治）在乾封元年（公元666）时，就曾经颁制过较大的乾封泉宝钱⑾（图025）。说它较大，是与开元钱相比较而言。这种“径一寸，重二铢六分”的新钱，却要以一当十使用，一年后用它来取代开元通宝钱的流通。做做决定容易，实行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人们不欢迎改制，并不只是在于人们对新币的心理的适应性需要调整，尽快习惯，而主要还是在于新币是不足值的大钱。虚钱的鼓铸发行，意味着通货贬值，因为物价上涨了⑿。社会各阶层对发行新币不满和不悦，于是政府不得不又修改钱法，允许开元通宝钱和乾封泉宝钱，同时使用。自此，在唐代钱币市场上又多了一个品种罢了。谁知新币命短，只一年就停铸了，又恢复了开元通宝钱的流通和使用。当时和开元通宝钱一块行使的还有私钱，私铸也是非常活跃的。唐代也不能说没有采取对策，打、罚、押、杀，全用齐了⒀，也无济于事。政府出于无奈，只好提醒人们在用钱时要注意比较和鉴别⒁。可见当时币制混乱，已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
乾元二年（公元759）时，唐肃宗（李亨）因国库不足，财政入不敷出，便又鼓铸大钱。他把乾封年间停铸乾封泉宝钱的教训忘得一干二净。新鼓铸出的乾元重宝钱，一枚要当五十枚用⒂（图026）。这样的虚钱，不要说老百姓不愿意用，就是用，也用不起。同时更遭到了上层社会的激烈反对，因为政府支付给官员们的俸禄、薪水，就是这种不足值的大钱⒃。用乾元重宝钱购物，买进来的商品的物价也同新币一样在上涨，物价与钱币“同步”上涨，结果一斗米，竟然索钱七千⒄。这样又怎么不损害官员的利益，更莫说平民百姓大受其害了，穷人只有饿死在草舍地头。次年，眼看社会上呼吁停铸大钱的怨声越来越高，币制矛盾越来越尖锐对立，政府这才决定将新币宣布贬值，一枚当三十枚用⒅。算是做了让步。在这以前，李亨还颁令鼓铸过以一当十的乾元重宝钱⒆。两年两种钱，都是大钱，都也行不通。一直折腾了好多年，直到唐代宗（李豫）继位后，才给予了平息⒇。又行开元通宝钱，各种大钱退出了流通，销毁后全都铸制铜器供使用。币制，就跟变戏法一样，又变回来了，又变为要按货币经济价值规律办事情了，这是应该欢迎的。货币价值完全取决于它所含有的必要的社会劳动量的多少，货币的社会购买力，也就是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的比价也同样取决于二者所需要的社会劳动量的比例，而货币价值与货币购买力，不是那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金口玉言也不济事的。那种随意提高比价，提高钱币的发行价值，远远高出其实际价值，结果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私铸泛滥，导致混乱。多铸钱、铸大钱，实际是把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酿造的苦果，硬性分摊给了人们去吞食。这对于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是有蛀蚀作用的；多铸钱、铸大钱，硬是这么干，只能是头撞南墙——此路不通！非撞个头破血流不可。货币经济的价值规律，是不能为皇权所左右的。历代的币制改革，凡有失败，无不都是在此失足的。重蹈覆辙，是没有出路的。
唐代在这以后，还鼓铸过两种钱币，一是唐代宗（李豫）在大历四年（公元769）时批准鼓铸的大历元宝（21）（图027）。二是唐德宗（李适）在建中元年（公元780）时批准鼓铸的建中通宝（22）（图028）。这两种钱币，主要是为解决“钱荒”颁铸的。当时“钱荒”的出现，与唐代进行税制改革有关系，“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23），在于封建经济社会统治机构的耗资费用，主要还是要从农业供给中支付。唐初实行的“均田制”和后来的“租庸调制”，都是国家主要财政收入的来源。“租庸调制”，是以农户的人丁为征收单位的，每丁应向政府交纳自己生产的粮食、绢丝或布麻等实物，并提供劳动力供政府使役。后来由于土地兼并不断发生，阶级压迫与剥削也日益加剧，这些制度受到不同程度地瓦解和破坏，实行不下去了。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时，又改行“两税法”。按照规定，每年分夏、秋两季，向政府交纳税款代替实物，粟谷布帛不要了。这样，社会对钱币的需求量就大为增加，“钱荒”的出现，也自在情理之中。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原有的铸币不够使用了，也就显得钱少。出现“钱荒”的另一方面原因也与币材的短缺有关，因为唐代帝王崇佛，用铜去铸制了佛像和佛器。唐宪宗（李纯）就是典型之一。帝王们“竞为奢靡”的从扶风县法门寺迎奉佛祖真指舍利于长安宫中供奉的佛事活动，也加大了政府支出。“钱荒”的出现与发生，确实说明了货币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得到发挥。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尽管不是完全的——转化与过渡，无疑也是一种进步。换言之，唐代货币经济较前有了发展。
唐武宗（李炎）在会昌五年（公元845）时，毁佛筹铜铸币，鼓铸开元通宝钱（24）。这件事，无论在唐代还是在整个我国的货币发展历史上，都是很有必要说及的。会昌年间鼓铸的开元通宝钱，不同于以前年份鼓铸的开元通宝钱，不记铸地。而是汲取了周秦布币铸制记地的做法，也开始在钱币背面铸制铸地地名，使钱币收授者一看就知为何地所铸。这种开元通宝钱，称为“会昌开元”（图029）。刚开始时只铸一个“昌”字，表示为会昌年间所鼓铸。后来又进一步以天下各州州名的简称来代替“昌”字，换成了“京”、“荆”、兖（yǎn）、“益”、“鄂”等字样（25）。从武德到开成，200余年间，所鼓铸的开元通宝钱，都是背书无文，会昌开元的出现，结束了该钱背书无文的历史，从此的钱币也就有了京钱与地方钱的区别。钱币有铸地标志，这对于管理好钱币市场，稳定货币经济有重要意义。
正当唐肃宗（李亨）在鼓铸以一当五十的乾元重宝时，无独有偶，河北节度使史思明带兵攻入洛阳，在一阵反唐的锣鼓声中，自称大燕皇帝，年号顺天，鼓铸得壹元宝（26）（图030）。后又易名顺天元宝。这种钱，只比开元通宝钱增重四分之三，但币值却贬值一百倍。显然这也是一种更为不足值的大钱。钱币在古代社会里，是权力的象征，称王、称帝的人，没有不鼓铸钱币的，也没有不以自己的名义来颁行钱法的。史思明自然也不例外。充其量而言，这种大钱是不能进入流通的，因为无人肯于收授使用，只具有象征意义。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社会经济的持续迈进，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发达。农业丰收、物价便宜；产品丰富、商业繁荣（27）。方便的交通、舒适的旅店，为商人及其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服务条件（28），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达。另外，国际贸易经济活动，也趋于活跃。如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就是同商人结伴出境的（29）。再如，西域各国商人也到长安采买物品。这有近年来，陕西多次有外国钱币出土发现，可以佐证（30）。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商人们进入异地交换货物的时机大有增加，利用时地差价，贱买贵卖。但也有不方便的地方，这就是货币结算支付的不便。“飞钱”（又名“飞券”、“便换”）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行商赴外地采购时携带大量、巨额钱币不便又不安全，而又特为方便商业异地承付结算而实行的一种汇兑方法（31）。飞钱不是内方外圆的钱币，而是相当于现在的汇票，凭此取款的据单。可以说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货币信汇的雏形。只惜迄今为止，还没有实物的发现。这里，单从一个“飞”字，便可看出当时货币信用的萌芽已经出现，也可看出人们在朦胧中为探索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在做尝试。而“飞”也是对货币职能功用之一的支付手段的最为形象、最为恰当的又一借喻。此外，还有过柜房（32）、寄附铺的出现（33），这两种行业，都可以看作是为商业活动提供服务的民办金融机构。在这种商铺里，可以寄存财物，也可以委托代售商品。同样，这也标志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钱一直不断有出土发现。陕西有，其他各地也有。可参见本书附录的有关资料目录。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