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钱与铜钱并使
建立宋朝的赵家兄弟（匡胤、匡义）统领军政后的“削诸国”，方结束了自五代十国以来的割据分裂局面。
历史社会发展的分与合，天下事体的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人们对这种现象当持哲学的视角给予判识和总结时，不能仅仅开出一张此系历史循环论的标签，就匆忙盖棺论定。细究，分与合还是有一定合理内核的。分与合的互为置换和替代，符合辩证法则。专制统治的每一次的分与合，在新的意义上讲，虽说都是对旧的非本质的亵渎，虽说也不乏“新瓶装旧酒”，但必竟也都想是旨在对不适应与抑止社会进化的意识形态内的诸多矛盾关系方面做些调整，统治者在对不同层次的社会价值取向给予协调并在有限度地范围内有所暂时性的让步，这对于被统治者却是一次满足。凡此种种，都是在于欲图使社会适应人心与人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尤其是历经大的混乱后的社会统一，都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对此，不要也不必去一概骂倒，斥之为历史循环观，而不去从分与合中剔取有教益的东西，一律扬弃。
宋初，为恢复和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先是丈量耕地、修订租约，接着组织劳动力修河造田、垦荒屯田，推广、改进后进的农耕作业方式和优良农作物品种以及农具，倡导养牛、补充役畜等等，收到了一定成效。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自然也就带动和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适时发展。当时，如果北宋政府为解决日趋严重的农村土地兼并和农户外逃沦为流民的内忧升级，把“限田”真格地贯彻落到实处；北宋政府把上层社会的腐败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上行下效加以有力地减少到最小的程度范围内，而能有较为充沛的精力和国力抵御外患——夏辽金元——的入侵和颠覆，也就是说能取得和保持有一个较好些的内外部的社会发展必要的环境条件，那么宋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是能再上一个台阶的，不至于在内忧外患中徘徊和日渐衰落。
宋代钱币，在币种和币材方面，有些突出的特色。宋初始铸宋元通宝①、太平通宝②、淳化元宝③，再往后，铸币情况就有了变化，每代按年号铸币，也就是说有多少个年号，就有多少种钱。其中以宋徽宗（赵佶）铸币最多，宋钱中有八个年号钱，就为他所鼓铸。再就是每一种年号钱的币值与币文与版别币式又不尽相同，如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之别（折就是顶替、对换和相当的意思）；如币文书体不再趋一，大凡同一种钱，都有两种以上书体书写，称为对钱。皇帝撰写钱文，称为御笔体。传说文人学士苏轼、司马光也撰写过钱文。皇帝赵佶的书法，堪称一绝，铁画银钩、骨瘦如筋，只要对崇宁、大观年间的铸币，略作翻拣，便就可领略在这挺拔劲健的笔力中隐寓着的温婉而柔美的意趣。宋钱钱币鼓铸技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铸地各异，版式繁多。接着再说币材，有铜钱、铁钱和稍后出现的夹锡钱。而不同币材的钱币，流通地区又有区别和限制。以上这些特色，都是在此以前或是初露端倪，或是闻所未闻。
不同的宋钱，都可在流通中使用。可以从古代优秀名著《水浒全传》里汴京城杨志卖刀，在街头碰到地痞流氓牛二想沾便宜而胡搅蛮缠的描写中，看到双方谈定的刀价，就讲的是通行于天下的折三钱。
虽说不同的宋钱，都可以流通，但却有流通区域限制。如陕西则是铁钱与铜钱混合使用区④。出境就要兑换为铜钱，但去四川例外。因川地也行用铁钱⑤。向东去河南、河北及江南则用铜钱⑥，铁钱无人收授。政府规定了陕西和山西的部分地区、专行铁铜钱。四川和其他地域的用钱不同，在于各自占有的铸币材料不一样，而受其制约。陕西既有铜铁，出产也不算少，为什么用钱情况就显得特殊一些呢？这主要是因为北宋政府对西夏（西夏是以党项贵族为主体建立起的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在内的、以现今宁夏为中心的封建政权，与宋对峙。其统治势力覆盖宁甘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陕西、青海部分地区）作战，陕西成为主战场。军费开支不断出超，于是政府就通过鼓铸钱币来弥补和支付新的军费支出，这用统治者的话来说，就是铸币“以助边费”⑦，现有的铜钱不够军用。而且陕西凤翔、同（今大荔）、虢（今河南灵宝）、仪（今甘肃华亭）、凤（今凤县）、陕（今河南陕县）、耀（今耀县）、坊.（今黄陵）等州，都有铁矿可供开采⑧，加之陕西铸币生产技术工艺的先进，更为鼓铸铁钱提供了材料和技术。同时就地鼓铸、就地使用，两个“就地”，节省了军饷的调拨运费。以上三方面原因，是除去四川、福建因铜材匮乏而允铸铁钱外，并又允许陕西鼓铸铁钱的主客观原因。只要战争不停止，越打越升级，军费开支没法不膨胀，陕西鼓铸的铁钱也就远不够支用，军饷除去由中央政府划拨补偿外⑨，还又颁命山西⑩、和江西九江与鄱阳、安徽贵池，增铸支陕⑾。
陕西铜铁钱兼行并用，不完全是因为铜材缺乏，用鼓铸的铁钱助饷以及弥补流通中的货币不足，而还是出于防御边患的目的，出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当时的情况是，世居在大漠塞外的其他民族，每每出入甘肃天水、武都一带，用货物换走铜钱。出境后便毁钱铸造兵器。所以政府一方面限制使用铜钱交易，严格规定百文以上不准使用⑿；又一方面大肆鼓铸夹锡钱投入流通。这种钱，既就是运出境外，毁弃后也难以铸器。因为在铸币熔料时加入铅锡，改变了金属的金相结构组织，可塑性下降，脆性上升，便不易锻打和加工制作兵器了⒀。
宋仁宗（赵祯）庆历八年（公元1048）时，先是在陕西洛南、卢氏（今属河南）两地设监铸钱。后又鼓铸过当十大钱⒁。（图033）不过最多的还是折二钱⒂。宋代折二钱的鼓铸批次最多，这与该钱鼓铸成本和其发行价值大体接近，私铸也就因无利或利小而不为之了。从铸币政策来讲，这是中止私铸犯罪活动的一项措施。
陕西钱币鼓铸业的生产技术工艺所能达到的水平，在北宋国内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山西太原、广西桂平，在设监铸钱时，就是依照陕西钱监的铸造模具和料比，如法炮制⒃⒄。可见政府是把陕西钱作为标准样钱，在全国推行的。北宋钱多，这同铸钱机构（就是上面说到的钱监，简称监）遍及各地有关，当然这也与一定的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关。真可以说是到处有钱监，无处不铸钱。曾经在赵佶时代，出使陕西作过鄜延（今延安地区）、环庆（今甘肃庆阳地区）地方长官的孔平仲，在忆及宦海见闻时，写有《铸钱行》：“三更趋役抵暮休，寒呻暑呤神鬼愁。从来鼓铸知多少，铜砂叠就城南道。铸成水运入京师，朝输暮给苦不支。海内如今半为监，农持斗粟却空归。”这首诗，特别是后两句，形象地告诉了我们当时的钱多、物重以及民生困苦的实情，种粮的却买不到粮食吃的悲惨境遇。钱多，当超出了流通的需求时，就开始贬值，就出现钱不经花，而钱不经花又是物价上涨所致，钱越多，越坏事。可见鼓铸与发行钱币，必须有量的限制。倘若谁要是把铸币业当作生财之道的“秘诀”，到头来必定会是搬起石头砸了脚。“海内如今半为监”，联系到陕西的设监铸钱，这七字评估真是切中时弊、一语破的！上面说到，陕西在对西夏作战中，由于所处的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决定了此地必须贮有充足的军饷补给；陕西铸币业所需的生产技术和材料供应，都能在当地得到保证供给，那么陕西钱监的设置数量和铸币质量，也必然会名列榜首，则应是无疑的。据不完全的统计，京兆府（今西安市）、河中府龙门（今韩城市）、凤翔府司竹、斜谷、陕州、同州、华州、邠州、凤州、岷州（今甘肃岷县）⒅⒆，还有秦州（今甘肃天水）⒇都曾设立过钱监，鼓铸钱币。这些钱监，有的时铸时停，有的还不止只有一处，一地两监。限于见阅史料有限，就这样算计下来也有十六处之多。由此也可以认为，孔平仲的宦途见闻，钱监之多一语，自不是无据之谈。
宋末，因铁钱发行过多、价值又低，交易和携带都不方便。徽宗时，陕西转运副使孙杰提出恢复鼓铸铜钱，等到铜、铁钱数比大致持平时，再调整政策。稍后，陕西转运判官都贶（kuàng）再次提出停铸铁钱（21）。因铜材匮乏均未获准。蔡京为相时，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呈请鼓铸折十大钱。但却得到批复让其鼓铸圣宋通宝折五铜钱。并还要求安徽潜山、浙江建德、湖南衡阳、湖北武昌钱监，以陕西版式增铸折十钱。此外，蔡京还命陕西鼓铸夹锡铜钱，并推广到各地去。结果也是不受欢迎，时铸时停。重和元年（公元1118）后，夹锡钱的“复命鼓铸，专给关中”，就更苦了老陕（22）。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4），陕西转运副使赵子淔，奏呈鼓铸小铁钱取代夹锡钱得到批准。皇帝赵佶御书“宣和通宝”钱文，命陕西鼓铸（23）（图034）。陕西鼓铸的御书宣和通宝铁钱，钱背川上有一“陕”字。背陕宣和的“陕”字，既表示铸地，也表示流通地域。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时，陕西“复行铁钱”。后来又还在利州（今汉中市）置监鼓铸铁钱，年铸十万贯。补充纸币的流通不足。近年来，陕西各地不断有铁钱出土发现。对史书记载，作了旁证。
这里，交子在北宋的出现、印造和发行，这在货币史上，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北宋交子，又称钱引，它同行用于南宋的关子和会子一样，都是纸币，都是最早的钞票。交子，可通兑。它同现行的财务收款收据的作用，有些类似。最早的交子是由四川私商因大宗交易，搬运铁钱不方便而发起发行的一种信用票据。后来改由政府发行。每一次发行，都有现钱作为抵押本金；每三年可以用旧兑新一次，这叫一界。只是后来由于大量印造、虚额发行，才贬值惊人、威信扫地。
陕西最早用到的交子，是由四川提供的。如秦州一地，就借用过蜀印交子六十万贯（24）。又由于川陕接邻，四川交子流入陕西，影响到了印造地的使用，四川不得不又增加了印数（25）。崇宁，大观年间，因陕西战事，仅四、五年功夫，就增印发行了二千四百三十万缗，全都用于支付军饷（26）。另外，在南宋高宗（赵构）绍兴七年（公元1137）时，任职川陕宣抚使的吴玠，在统领地方军事和安抚边境时，还在河池（今甘肃徽县）发行银会子。这种纸币，面值有一钱和半钱两种；四张一钱的银会子，可以兑换到四川交子一贯。银会子流通在甘肃武都、成县、岷县和陕西凤县、略阳等地区（27）。迄今为止，还未见有实物出土发现。
同样，宋钱，尤其是铁钱，在陕西出土发现的批量，相当可观（28）。为研究宋代钱币，提供了方便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