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钞以佐经用
宋分南北。北宋政权丧亡后，北方就为夏辽金元所占有。而南宋与其对峙了百十年，这可以说又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南北朝时期。陕西因其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系，所以自然也就成为南北战事的前方。宋金交战，不少战斗就发生在秦岭一带。岭南的汉中，便就是南宋抗金的前哨阵地；岭北的渭河流域，也便就是金灭南宋的又一处大本营。有关当年的战事，我们可以通过诗人陆游在任川陕“襄赞军务”期间，以及后来写下的“阵云高，狼烟夜举，……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等等诗词中，可以看出交战两方的社会生活动荡和诗人投笔从戎后的作为与企欲建树。
金代初年，用宋钱，也用钞。
海陵王（完颜亮）正隆三年（公元1158）时，才在陕西京兆府（今西安市）设监鼓铸正隆通宝与宋钱并用①。以后又还专门颁布命令，让陕西还要继续使用宋代旧钱。但是，没过几年，这个命令就行不通了。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政府规定的正隆通宝铜钱和宋旧铁钱比价悬殊而引起人们不再愿意仍旧使用铁钱，但这一现象的实质却正是反映了金代政府通过强制推行不合理的铜钱与铁钱兑率，进一步掠夺、榨取人们的劳动所得，而造成持币者的愤慨和与此滋生的不吵、不闹，就是不用的疲软对策，用以来与成命相抗衡。这完全也是由于人们的社会生存权益受到了挑战、侵犯和破坏而内发的反抗力量，在其和外施压力的撞击中，求得心理的平衡和既得利益的自身维护和享有。由此，也可以得知当在一定社会环境条件内（如政权更选），人们对于前朝旧钱的收授，是乐意还是拒绝，对此是不能简单地一概判识为是怀念与复归的爱国主义，或者反之。倘若把这种在不正常的货币经济活动中的曲折的心理外现，统统认为就是爱国主义，是欠妥当的。因为在这里，“爱国主义”这张标签，遮挡了我们的视线，它掩盖和抹煞了平民百姓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受到专制社会所施予他们的不公平待遇和苛刻盘剥的现实。
金代除去用钞、用钱外，在陕西还一度钱物并用②。以物代钱，单从这一点讲，也单就局部地区而言，金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比起较为发达的两宋社会的经济状况来说，则是倒退了。因为我们认为货币形制、币材的演变，标志着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发展。之所以说是倒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出现钱物并用，这同政府对宋作战，加大了军费支出有关系，这也同政府行钞，只管印造，很少回收或者根本就不回收，造成钞多物少有关系。至于金代后期，在金宣宗（完颜珣）贞祐三年（公元1215）时，政府采纳了在陕西印造交钞的建议，也同样是出于战争的原因③。陕西印造交钞，这又有多年前有过通行于陕西以及现今北京、开封、山西等地的金贞祐三年间的拾贯钞版的出土发现可以作证④。
金代行使的交钞，是可以拿到官库换钱的，也能换银。一般来说，银钞用于较大数额支付。而交钞是有本金作后盾的，换钱和换银，都说明它是可以兑换的纸币⑤。只是后来，由于政府大量印造，才造成积滞和泛滥，竟然跌到一贯（钞）值一文（钱）的地步⑥！金的亡国，除去吏治腐败外，也和通货膨胀有更为直接的关系。
元代的主币也是宝钞。也就是纸币。纸币也称楮币，那是因为币纸是用楮树皮制做的而得名。元在没有统一北方前，就发行使用过会子和交钞⑦⑧。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初年时，颁行过中统元宝交钞和中统元宝宝钞⑨。“中统”是元世祖使用的第一个年号的称名。以后又有过至元通行宝钞和至正中统交钞的颁行与使用⑩⑾。元钞，作为主要流通使用的货币，也同发祥起源于陕西的我国三大钱系（半两、五铢和开元）一样，也是始终通行的。初期的纸钞，是“以银为本，虚实相权”的，钞与银、钱一样，都是有价值的。只是后来越发越滥、越造越多，成为无本金的钞币后，这样钞与银和钱的比价兑率，也就“轻重相去至数十倍”⑿。最终成为了破坏社会经济现状与发展的“祸根”⒀。政府滥发纸币，这与以前历代的鼓铸大钱一样，都是在于把财政困难转嫁给人民，属于白昼的“文明”的掠夺。元代政府供认不讳的“印钞以佐经用”⒁，就是明证。
元代用钞，这在货币史上是有意义的，这也是指当时西方世界，还没有过这类的事情的出现。一位西方商人是这样记叙了“大汗发行的一种纸币和他在整个领域内的流通”时，说“没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险，拒绝支付使用。”“因为无论他们到任何地方营业，都可用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金银等等。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卖任何物品。”“即使他们是外国人，这种货币不能适用，也可换成适合他们自己市场的其他商品。”他并且认为，元代政府的造币厂，则“真可以说是具有练金术士的秘密”的所在地。此外，还又详尽记叙了纸币的生产技术工序⒂。这些记载，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元代的币制、币式和币材及其发行流通，无疑是有帮助作用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历经有年的战乱洗劫，元代在统一北方后，是注意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当时积极推行有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定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和策略，在具体的实施中，继承和因袭了唐宋时期一些促农、促耕、促进农业经济生产发展的某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积年累月，出现了社会“大气候”的回升和稳定。那么，陕西“小气候”也随之好转。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也就成了有源之水。这里，有必要再征引上述那位外国人对陕西的客观描述。此人就是当时意大利威尼斯巨商之子马可波罗。由于职业的关系，马可波罗每到一地，对于当地的市场与物价多有留意，所以在他的《游记》中不缺乏这方面的记载。马可波罗入陕后，“继续遇到许多城市和商业城镇，并且路过许多果园和耕地。那里有大量的桑树，促进了丝的生产。”到西安后，他观察到“这是一个大商业区，以它的制造业闻名遐迩。盛产生丝，金线织物和其他品种的丝绸，这地方都有生产。这里照样还能制造各种军需品。各类食品亦很丰富，并且售价适中。”在去汉中的途中，“一路上有许多美丽的城镇和城堡。那里的居民以经营工商业为生，也生产大量的丝。”到达目的地后，他又进一步地观察到“这里土地平坦，人口稠密，居民依靠商业和手工业为生。这里盛产生姜，商人们将生姜行销到契丹省内的各地牟取暴利。这地区的小麦、稻米和其他谷物也十分丰富，并且价格合适。”⒃从这些记叙中，我们对陕西的商品生产和商人的经营活动以及市场物价，有了大致的了解。虽然物价的“适中”与“合适”还没有量化到在支付收授时以货币指数来体现，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能作出这样的反映也是颇为可贵的。时到而今，记载同样具有认识价值。
元代中央政府在大都（今北京市）设有造币厂，那么在陕西是否也有相应的造币机构（即隶属地方管理的造币分厂），回答是肯定的。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十月间，设立陕西宝钞提举司⒄；元顺帝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二月间，又以陕西军费开支较大，从大都运钞又要花去一大笔运费，所以就地准许印造纸钞⒅。这些事实，都是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
元文宗（图帖睦尔）天历二年（公元1329）时，陕西逢遭大旱荒年，饥民和流民加在一起就有几十万口之多。一时没有那么多的粮食来救济，政府一方面让当地富人可以纳粟补官，用钱买“乌纱帽”戴；另一方面从省外调入粮食，解决燃眉之急⒆。元政府又特派去张养浩（任陕西行台中承）来陕救灾。张到职后，每日“未尝家居”、“止宿公署”，与属下调研、策划救济事宜。措施其一就是，当老百姓在持币购粮时，售者往往因纸钞使用较久而多污损故不收用，又当老百姓拿去兑换新的纸钞时，而铺主竟折半收兑。这样一来，没钱的人更穷了，有钱的人更富了，社会就更不得安宁了。于是张养浩就动用地方政府从流通中收回的一时未毁弃的旧钞，从中选出破烂少一点的、污损不大严重的、钞文还可以清析辨认的，共有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在其币面一一加盖印记，散发给人们使用，同时命令粮食商贩，根据有印记的纸纱供给粮食。这样做的结果，既阻止和取缔了商人在兑钞时的克扣剥削，又及时解决了灾民的救生口粮的适时补给，起到了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陕西旱象的解脱，还在于天雨。在“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时，正是“禾黍自生，秦人大喜”之际。张养浩也再不用“眼觑着灾伤叫我没是处”，而发出“只落的雪满头颅”的叹喟了⒇。
金元两朝，除去印钞外，也还都有过鼓铸钱币的活动（21）（22）。陕西也自不例外（23）（24）。
金元间，钱与钞并用。我们从元人杂剧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的。例如关汉卿在《感天动地窦娥冤》中，曾写道蔡婆婆为感谢张孛老、张驴儿父子救命之恩时，表示“待我回家，多备些钱钞相谢”。关又在另一出《山神庙裴度还带》中，写道王员外告诉他的夫人，“我几番着人寻那裴度来，与他些钱钞，教他寻些买卖做，此人坚意的不肯来”。从戏文知道，当时用钱，也用钞。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化的反映。存在决定意识。人们既然在经济生活中，有收纳和支付钱钞的行为，那么旨在描摹人们多方面社会生活的小说与戏剧，也必将会对此作为，有所反映和记叙的。
多年以来，金元钞、钱，在陕西都有过出土发现（25）。这也又为进一步研究古代陕西经济，提示了线索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