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币之钞与钱同行

明初，社会的安定，劳动生产力的释放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促进了社会两大生产——物质和人口——的发展水平的相应提高，促进了整个社会不同地域的商品经济以及国外贸易的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扩大，从而也促进了货币经济秩序的进一步建立、健全与完善。这标志着明代前期社会，是我国封建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回升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故他对农村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是熟悉和了解的。他多次说到过，农民终年在土地上耕作，很少得到休息，丰年时还可以勉强维持生活；凶年时，不是逃亡，就是饿死。他还说到，国家政府的主要收入，是从农民那里得到的。要取之有制、用之有度①。明初，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如，解放奴婢、徙富移民、垦荒屯田、减免税赋、修河治土以及推广种植经济农作物、推行匠户制、严惩贪官污吏，等等。这些都是朱元璋治国求富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因为他清楚，没有农民和农民的奉献，他和他的子孙们的皇位，是坐不牢靠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相比较而言，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有限度的改善和提高，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已经衰落的封建经济，一度又起死回生，其中尤以商品经济为著，趋于活跃，出现了局部地区的发达与繁荣，如长江下游流域一带，如浙闽和陕西。明代隆庆、万历时期的陕西，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较快，取得了长足进展。如果以社会拥有的财富与前代相比较的话，这时已经和秦汉时相持平。不过这是指关中而言②。农业生产形势的好转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与稳定，也带动和促进了畜牧业、养殖业、纺织业的发展。陕“地多驴马牛羊”，“绒褐毡裘”也就自然成为了陕西行商“西入陇蜀、东走齐鲁”，“每数年不归”③而在外经营的大宗货源。此外，陕商贩布、贩盐，终年往来于内地与吴越和淮扬之间④。商人及商业的经营活动，在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发达中，也使商人巨富起来。如陕商张万羊⑤、师从政⑥，张、师，虽不能与应天府豪富沈万三⑦相比，但仍不失为地方上的首户。陕商的发迹，财富的积累、资本的增值，同样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借助于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的转手与让度，来实现的。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贱买贵卖，买卖的差价就是利润。买价大于卖价，就是亏损了。
    明代行钞。政府规定的大明通行宝钞可以与铜钱同时使用，宝钞的币值单位为贯和文。每张宝钞币面价值，从一贯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不等。宝钞币面除注明钞值并画有串钱，为便于识别外，并还印有“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及发行日期等。政府还规定了宝钞与钱、银、金的兑率比价；百文以下，只许用钱；凡交纳商税时，钱三钞七；同面值旧钞倒换新钞时，需要交纳少量印刷费用，等等⑧。稍后，又为了方便使用，还印造和发行了较小面值的宝钞五种，即五十文、四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这些小钞除去币值和币图不同以及幅面也稍小外，其余版式和印造，全同大钞一样⑨。明初宝钞纸币的印造发行，也是在国力不足、币材有限情况下决定的，也是在于弥补铜钱与白银在流通中的不足。但由于不兑换的宝钞在年年印造，更况且既不控制发行量，却又限制回收量，当行钞数额超过商品流通所需时，钞币币值就逐年贬值，通货膨胀也就有增无减，宝钞最终必然是名存实亡。弘治年间，政府开放“银禁”⑩，这意味着允许白银又可作为通货，充当交换媒介。到嘉靖四年（公元1525）时，钞与钱已确实不能满足流通领域的需要了，始此，方“益专用银”⑾。可见随着交换的发展与扩大深入，“商品交换越是打破地方的限制，商品价值越是发展成为人类劳动一般的体化物，货币形态也就越是归到那种天然适于担任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那就是贵金属。”⑿所以白银的广泛使用，以至于作为主要货币去使用，说明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已经步入发达的阶段。如果没有满清的入关及其对李闯起义的镇压，如果没有清王朝所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及其对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阻遏，如果清王朝继续推行和扩大明代就初具规模的海外贸易活动及其开拓政策，那么将不难推断：我国货币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许将不会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与水平。
    宝源局和宝泉局，为明代钱币铸制机构，分别隶属于中央两部和地方政府两级管理。明代地方政区划分为两直隶，北直隶为今河北，称顺天府；南直隶为今江苏与安徽，称应天府。还有十三布政使司（相当于今制省区）和九边。陕西则为十三布政使司之一。明代的陕西，还包括现今甘肃部分地区在内。言及古代陕西，自又涉及今之陇东的。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初年，陕西宝泉局就开始有了鼓铸钱币的活动。而是依照部颁标准的统一制式、币值以及币材的规定，鼓铸洪武通宝。供当地使用⒀（图035）。陕西的鼓铸总额，取决于本地商品交换的频繁程度，也与本地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关。以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为例，陕西设有铸炉近四十座，按部颁指令，每年可铸币二千三百三万六千四百文。少于江西的一百一十五炉、六千七百六万八千文的铸数⒁，居第二位。陕西秦岭山中的商县⒂、宁强和略阳，虽有铜矿可供采掘，只是出产量不及江西的德兴与铅山而已⑩。陕西有着悠久的钱币鼓铸历史，并再加上铸造技术工艺和经营管理的精良和丰富，而处于同行业的领先地位。
    明初及至后来，不仅行使洪武、永乐、嘉靖通宝钱，而历代旧钱如唐宋开元、祥符、太平、淳化通宝，也都没有废止过⒄，直到明末也还在使用⒅。因为尽管政府每年都在铸钱，只是受币材（铜）来源的限制，始终未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对货币社会投放量日益增大的加追。日常的广泛的零星的琐屑的商品交换活动，用到的就是铜钱。如同恒河沙数。旧钱的继续流通使用，正是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种现象，从另一个侧面也可再次的看出我国货币文化的传承与向心功能，则是源远流长、源源不绝，其认识与教化功能，也在承袭中得以实现。
    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时，宝陕局鼓制了弘治通宝⒆（图036）。正德四年（公元1509）时，宝陕局停铸正德通宝，是由于灾情所迫使⒇。
    此外，曾由陕西巡抚吕兆熊出面在天启二年（公元1622）时，向户部挪借地方财政应上交国库的一万五千两白银，作为鼓铸天启通宝的铸币成本费用（21）。5年后，因宝陕局无力归还所借铸本银款，而受到中央政府的申斥和查究（22）。以上这些铸币活动，都是见于史料记载的。
    天启、崇祯年间，吏治腐败、经济衰落，并非是初露端倪，却早已是捉襟见肘，愈发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实则是自明代中期以来的皇帝昏庸、宦官揽权；滥杀无辜、贪赃枉法；糜费无度、债台高筑；饔飧（yōng sun）不继、寅吃卯粮，诸多社会弊端的大暴光！加之政府已无力有效地防御和制止辽东后金的入侵骚扰，边患日益严重，再加之各地灾情蔓延泛滥，民生困苦，这些都使明末的封建统治，面对着来自内外的严重威胁，政权的覆灭已是无法挽回了。
    崇祯初年时，政府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加重了“练饷”与“辽饷”、“剿饷”的征收，也就加重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和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再加上征收官员和地方恶势力的营私舞弊，社会公害，私铸也就更为猖獗和有加无已，出现了越铸越多、越多越乱、越乱越铸的恶性循环与无限膨胀的大趋势，商品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股恶风浊浪的冲击下，宝陕局的鼓铸活动没有停止（23），尽管铸币利润已经所剩无几了，其他地方钱局铸铸、停停，很不正常。而宝陕局仍然维持鼓铸（24）。只是铸息不再上交了。维持到亡国。
    明钱近年来在陕西也有大量发现（25）。至于零星出土，多与墓葬和窖藏发掘有关。同样，也都为钱币研讨，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