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用银 小数用钱
清代建国后，面对着明末长期动乱而酿成的农耕荒芜、百业萧条的衰落景象，面对社会现实，而是从实际出发，采取和制定了尽快恢复社会生活秩序、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和可行措施。经过了几代人的励精图治与辛勤奋力，社会面貌有了改观，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有过一度的繁荣和发展。这一历史阶段的币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也是较为相谐的。乾隆年间往后，情况就有些变化了。
清代币制的紊乱，也正同其吏治腐化、财政困难；武备废弛、防御失败等一系列内政外交失利一样，并非是一打头起就是处于这种逆境，而也是有着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币制之所以紊乱，如果在扬弃了其内含的种种消极因素后，还应该看到“乱”与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总需求不相卯合有关系，也还与明清以来海禁时关时开，在中西货币文化多方位、多角度的撞击与融汇中，在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吸收、消化和为我所用后，出现了新的币种（如内无方孔的银、铜币，也就是用机制方法生产的银、铜元）和为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服务的、前所未闻的一些民办货币金融机构（如钱庄、票号）出现有关系。新与旧的相行并存，于此可见，“乱”也就在其中了。难以避免。大凡新事物的出现，人们对其从心理上的适应到行动上的认可，也同样需有一个接受的过程。通过“乱”的表象，去把握与判识隐寓在其深层的合理内核。可见，“乱”也不能一概斥为坏事。没有“乱”，也就没有治。没有进步。
清代仍然实行银钱平行本位货币制度。简单说，就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与钱都可以使用。互相之间兑换有官方颁定的比价，可以通兑。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大量使用的还是铜钱。此外，还有过铜元、银元、银角和银锭及纸币的行用。有关铜钱行用情况，曾在咸丰三年（公元1853）时，出任陕西巡抚的王庆云对此有过详尽记叙。他撰文介绍说，清在入关前，鼓铸天命通宝以供用度。入关后，先后在北京和陕西等地鼓铸顺治通宝，投放流通（图038）。顺治通宝以每钱单重来分类，有一钱、一钱二分、一钱二分五厘、一钱四分重共四种。并还规定了铸造方法和组织方式与料比①。自雍正、乾隆以后，鼓铸钱币都遵循这个定式去办。所与前代稍有不同的是，每一位皇帝终生只用一个年号，所以每代只有一种钱供用。不像宋明那样，铸币名目繁多。
乾隆十年（公元1745）时，陕西巡抚陈宏谋专就防范私铸，向中央政府建议恢复鼓铸顺治元年时，颁定的每钱重一钱的标准钱，作为流通钱币，投入使用。在得到批准后，宝陕局便开始鼓铸此钱，解决市场交易时的流通受阻（图039）②。宝陕局的铸币活动，时铸时停、断断续续，这同陕西地区的经济形势有关系，如农业丰歉、市场旺滞、铸材供应，等等。
当时为什么提出铸制一钱重的铜钱呢，这是由于流通中的一钱二分、一钱四分重的铜钱的发行价值大于鼓铸成本，因而出现了防不胜防的私铸，这才改制。尽管政府颁布的惩治私铸罪刑是相当严厉的③，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边惩边犯仍不断出现，究其原因，利之所在，“不法之徒宁蹈死而不肯悛改”④。法制固然是需要的，另从铸制生产技术方面考虑，采取相应的反假防范措施也是必要的。清代的私铸，在文艺作品中也有反映。李绿园写讫于乾隆年间的《歧路灯》，可以认为是自有小说形式出现以来的首部以探讨人生命运际遇为主旨、以个人经历为中心的古典长篇教育小说。《歧路灯》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场面的无所不有，也是罕见的。如私铸钱币，就是一例。小说为我们认识这一社会犯罪问题，提供了形象的画面。小说描绘了河南祥符（今开封市）大户谭家公子绍闻，经不住夏逢若哥们的劝诱，合伙铸私钱。夏对他说，官钱局的何许人，“如今担着风匣、铁砧子做小炉匠。他会铸钱，与我商量，寻个主户，深宅大院，做这一宗生意。”“你近日光景不好，又遭了这个拐骗（指被道士用烧丹行骗，拐走银两事），唯有此一着，可以补虚。”次日，夏引来小炉匠到谭家，“何铜匠果然取出二百钱来，绍闻看见轮廓完好、字画分明，”何趁机说道，“相公不必害怕。……你有铜，我便与你铸，算我的房租。每夜不过做百十文，又不开大炉，怕甚的。”夏也帮言道，“办铜的办铜，买铅的买铅，贩钱的贩钱，那时才大发财源哩。如今不过小敲打儿，够谭贤弟每天买青菜就罢。”正当他们在进一步策划挖炉、支锅时，谭家老仆王象荩闻讯闯入，一吨老拳相挥，夏哥们的，脸鼻流血；一句“出首到官”，吓得何铜匠“早已提过炉箱，插上扁担，一溜烟儿跑了。”事后，王对谭母说道，“这铸私钱，是犯法的事。官府晓知，就要坐监坐牢，还要充军割头哩。”“若是犯了私铸，官府定了罪名，就万不能改悔了”⑤。于此可见私铸的普遍及其触犯刑法，官府治罪，是人所皆晓的事。这里，感谢作者的生花妙笔，为丰富读者认识补充了可视的教材。
清代对民间的私铸惩治毫不手软，那么对专司铸币的地方政府官员们的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监守自盗、徇私舞弊，是否就因为是同一营垒中的人，宽容一些？回答是否定的。咸丰八年（公元1858）时，查处陕西官钱局内外勾接、侵吞公钱一案时，庭讯认定这伙人“均属营私骫（wěi）法，丧心昧良”，除限期追缴赃款外，还要从重“即拟处斩、以昭炯戒”。同时，有关的上司领导，也均因为用人不当、查处不力，有的被“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有的被“杖一百流三千里”⑥。可以说是严惩不贷。
陕西农业与农业经济作物（如棉麻烟草）的种植收获的丰年有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商品交换的频繁，使得货币经济更加趋为活跃。如城固一带，“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野绿，皆此物也。”汉中城内的商号店堂，“烟铺十居其三四”。大商人们，夏丝秋烟、贩售不停。首尾相连的烟船，顺汉江而下，经安康运达湖北襄阳、樊城，再中转别处⑦；大商人们，不但住在汉中，还住在西安及其附近⑧，这主要是在于及时收集商品信息与行情。由于商人及商业经营活动的增加与频繁，当流通中的货币显得不足时，适时的投放补充是必要的。在此以前，陕西就因铜矿开采，供应不上，一度还由邻省四川代铸钱币⑨，或是调供铜材⑩。官铸的不足使用，私铸也就有机可乘。如山阳县武举阮大德就曾私铸过小钱，商洛人讥称这种劣质恶钱为阮氏钱⑾。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时，陕西宝陕局开炉鼓铸当十至当千大钱。这是由陕西巡抚王庆云提出开采终南山铜矿，用于铸制大钱，解决地方财政困难而得到批准的⑿（图040）。此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时，还又以本省镇安铜料与外地铜料搭配使用，鼓铸重一钱的光绪通宝钱。这种钱，铸造工料和限定折耗合计，每鼓铸一串，需要的实际成本，折钱在一串三四百文。这种时铸时停的鼓铸活动，直到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还没有彻底休息⒀。当钱币的发行价值小于铸造价值时，就又容易出现私销了。同样，利之所在，趋于若鹜。陕西鼓铸大钱，用通货膨胀来解急，无疑是饮鸩止渴。铸大钱这也于国内大政治气候有关系。在此三年前，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发生。清政府忙于调集兵力，堵截、围剿，无形中加大了军饷支出，财政入不敷出，找谁去要？于是统治者拣起了通货膨胀这根救命稻草。北京铸，各地也铸，铜钱、铁钱、大钱、小钱，还有私钱，纷纷出炉。政府鼓铸大钱，官员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只是反对派的力量太小而不能左右局势而已。前任陕西监察御史王茂荫，就奏陈弊端、极力劝阻过皇帝勿铸大钱。他认为，国家钱币的发行价值，官员说一百就是一百、说一千就是一千，小民百姓谁敢小承认？官员可以颁定钱币的发行价值，那么，官员可以颁定商品的市售价格吗？不能的。官员可以说这就是一千钱，商与民当然不敢按一百钱去花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明明只值一百钱，那么生意人就敢开口索价要一千。嫌贵，别买。国家仓库里，又没有足够的物资可以抛出，用于去平抑物价，市场能不乱吗？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可惜皇帝不听、未被采纳。政府发行大钱后，果如王茂荫所预言，钱币贬值、物价上涨。王茂荫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为挽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为消灭财政赤字而多方策划，对此不应苛责。他的货币观受其阶级与时代的制约，也有不尽正确的地方，也不应求全责备。但他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和大钱终废的预言，则是正确的，是业经实践验证的。以及他后来提出的发行可兑换纸币的主张，也都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只惜，他对在发达的封建商品经济阶段内，不兑换纸币也可借助于国柄君权在一定的时限内流通，也还缺乏应有的认识⑩。这位理财家，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及到并于肯定的中国人⒂。
上一个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最终用鸦片加战舰轰开了中国的南大门，一股股国外侵华势力，纷至沓来。国外资本主义金融势力的入侵，也自不甘落伍。外商银行的建立、侵略和掠夺，外币的发行，也影响和促使了清末货币金融改制以及通货向贵金属货币的过渡和对后者的取代。如，以早先封建金融业的兑换、存放款与汇兑为主要业务的钱庄和票号，还有官银钱铺，当在一定的货币经济范畴内、在一定的限度内，完成了资助商人及商品经济活动的历史作用后，日渐衰弱。其中，有的还沦为国外侵华势力及其先期资产阶级买办的附庸。
清代银与钱比价，不仅与农业的丰歉有关，也就是说不仅与食货有关，还与官铸私钱与私铸私钱的泛滥有关，也还与物价的正常升值有关，此外还有战争的因素。清代后期，就又更与贸易逆差有关，因为白银外流了。银与钱的比价，就是在同一时间内的同一地区，也不尽相同、很难划一，只能维持个大概齐。更莫说不同地区的不同具体情况了。按政府颁行的规定，钱千准银一两⒃。可是在实际兑换时，并非如此。离开一定的时地条件，谈论银与钱的比价，是没有意义的。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的另一篇已刊考据⒄。
同治六年（公元1867）时，陕西官钱局，居然以集资得来的六千四百余贯钱币作为本金，而发行钱票达百万贯之多，超出了警戒线。三年后，商民持票取钱，官局无币支付，只好由省库代垫。险些酿成挤兑风波。又过了两年，钱局也就嗝儿屁，着凉大海棠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时，陕西巡抚陆传霖奏旨获准出资本银一万两，设立秦丰官银钱号，发行钱票。钱票就是纸币。据统计，西安发行八十一万九千三百一十六串五百文；汉中发行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串；安康发行四万三千四百四十串；延安发行六百九十二串五百文⒆。陕西的官办金融机构，直到宣统二年（公元1910）时，还有活动。但已易名为秦丰官钱局了⒇。入民国后，这便就是秦丰银行。不过这是后话了。
另外，陕西还有一种方孔圆钱，体形肥厚、大小不一、币文不识，当为某种记录系统符号。迄今为止，还未见省外有出土发现报告。所以也可以说，此钱为陕西所特有，不见于历史文献、私家笔记和食货著述的。为研讨方便起见，暂名肥厚钱（图041）。有人认为，此钱为金代的货币（21）；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西夏与辽的钱币（22）；也还有人认为它不是流通货币，而是民间私铸，供游戏、娱乐用的玩具，与直接的社会经济生活无关系（23）。肥厚钱，这又是一起继大夏真兴和黄巢的大齐通宝之后的另一桩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历史货币文化之谜，密码的破译、真相的大白，有待于广大读者及钱币界诸君同好，锲而不舍地去再在探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