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以都城咸阳为中心修治的驰道
秦统一之初，“田畴异亩(亩大小不同)，车途异轨(轨距宽窄不一)，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城防巨堑，关塞亭障，严重阻碍政令的推行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秦始皇采取了“车同轨，书同文”的断然措施。而推行这些措施的首要条件，是在京都咸阳与各郡县间有一个交通四达的道路系统，以消除隔阂闭塞状态。秦始皇第一次西巡，深切感到交通的便利与否，对维系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是至关重要的事。因此，第一次出巡返回咸阳后，就立即下令在全国“治驰道”。驰道，即车马能高速行驶的道路;且中央三丈辟为“御道”，一般人不能进入“中道”。
秦始皇所修治的驰道，几条主干线是由咸阳而东，作扇形展开。关中境内主要有三条：一为东方大道，直通韩、魏、齐故地;二为东北方大道，直达原来的燕、赵地区;三为东南方大道，直达原来的楚、越境内。其规模正如《汉书·贾山传》所说：“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濒海之观毕至”。将全国主要地区皆以驰道联系起来。
一、东方干道——咸阳·函谷道
东方大道即西周初年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所行经的路线，秦代又有扩展和延伸。
这条驰道由都城咸阳开始，南渡渭水，折东行，经芷阳(今西安市东郊灞桥附近)、丽邑(今陕西临潼)、鸿门、郑县(今陕西华县)、宁秦(今陕西华阴县东)、桃林塞，出函谷关，再经陕县、渑池至三川郡治所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到洛阳后，分出两支：一沿当时的黄河东北行，达河内(今河南武陟西)、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市);一沿济水东行，经阳武、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定陶至临淄(今山东临淄)、黄县、睡县(今山东福山)和琅邪郡(今山东胶南县南)。由大梁折东南行，可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下邳、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网罗黄河、长江下游地区。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第二次出巡，“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上泰山，登之罘;南登琅邪;过彭城，至湘山祠;过安陆，至南郡(今湖北江陵)，由武关归。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第三次出巡，至阳武博浪沙(今河南原阳)被张良与力士阻击;登之罘，从上党归。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第四次出巡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北)，在原韩、魏、赵、齐等国交界处“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这三次长途出巡，由咸阳出发至三川郡洛阳，都是走的东方大道。由于皇帝多次经行，这条驰道不断得到修筑与养护。
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中，命令把战国时期列国诸侯为割据称雄在交通大道上挖掘的巨沟深壑填平;构筑的深堑堡垒堕毁，使道路畅通无阻，其主观目的主要是防止各国旧势力复辟，而在客观上对发展驰道交通产生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二、东南方干道——武关道
秦的东南方干道即武关道。武关道是在秦、楚既相互攻伐又友好结盟的关系中开辟出来的。它是利用秦岭北侧的灞水河谷和秦岭南侧的丹水河谷连接开辟而成的。丹水是汉水的支流，汉水又是长江的支流，因此，武关道也是连接咸阳和江汉地区的重要道路。
武关道也可以说是在楚氏族的集体迁徙中开辟出来的。远在商代末年，楚氏族为了躲避商朝的征伐，不断进行集体迁徙。从始居地的楚丘(今河南滑县东)，经过六次迁徙，到达今陕西省大荔县的荆山，附属于周邦。后来又发展到今西安市东南的荆溪河谷。楚部落的首领鬻熊率领族人参加周武王的灭商战役后，受封为“楚子”，在今陕西省商县一带的楚山、楚水间立国。据考证，楚的第一代君主鬻熊投归周文王后，曾任“文王之师”。陕西岐山县周原遗址出土的商、周甲骨文中，就有“楚子来告”之辞。由于楚氏族开始在今商县一带立国，故众多史、志文献皆记载商县、丹凤周围的山为“楚山”，水曰“楚水”或“荆水”。周成王时，周公旦被人诽谤，奔楚避难，即到今商县一带避难。商县因位于丹水之北，故称“丹阳”。到鬻熊之子熊丽时，又沿丹水向东南迁徙至河南淅川老城和马蹬镇一带，其都城仍名“丹阳”，盖系因袭商县的丹阳旧称。熊丽之孙熊绎又率部族沿丹水南迁至今河南淅川县李官桥下寺一带，都城仍名“丹阳”，也叫“龙城”。由于周昭王、周穆王不断征伐楚国，熊绎被逼渡过汉水，避入睢山，并将睢山改名荆山。
到了西周、东周交替时期，由于周王朝内部混乱腐败，无力控制诸侯，楚国得以兴起，楚武王便由荆山(睢山)沿着沮水东南迁于今枝江的丹阳。公元前689年，楚武王之子文王立国，又由丹阳南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北)。战国时期，楚仍都于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郢设置南郡。秦的武关道，即楚民族由关中东迁的路线，是由京城咸阳通往南阳郡和南郡的一条驰道线。
公元前506年(秦哀公31年)，吴王阖闾联合唐、蔡两国，溯淮水越过大别山和汉水，攻破楚的郢都，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求救兵，秦哀公派子蒲、子虎率兵车五百辆救楚。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对楚王说“大王不从秦，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秦若攻楚，当时的路线主要是武关道和秦蜀栈道。而由秦蜀栈道出兵，无论是到汉中郡后沿汉水而下，或至蜀郡后沿长江而下，都十分迂远险阻，均不如由武关道捷近。且五百辆兵车，必然是走陆路，所以，这次出兵当是经行武关道。
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商鞅被封以於(音乌。今河南内乡、淅川一带)、商(今陕西商州市东南)之地十五邑作为食邑(俸禄所出之地)，商鞅因而号称“商君”。公元前338年5月，秦孝公死去，秦惠文王继位。公子虔之徒诬告商鞅准备反叛，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闻讯后出逃，曾奔回自己的封地——商邑，并把徒属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商於之地既为商鞅的食邑，必有大道通咸阳，以便其封邑之民经常给商鞅输送财赋。
楚怀王末年，秦用商鞅变法致强，秦的连横兼并策略节节胜利，以楚为首的合纵抗秦策略却招招失败。武关道上的丹阳、蓝田两次战役，楚国被秦军打得大败，并失掉御秦的战略要地——汉中郡和商於六百里地。秦昭王十二年(公元前297年)，秦致书楚怀王，诡称愿意修好，约楚怀王至武关结盟。“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将楚怀王劫持至咸阳，困死于秦。从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武关道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置南阳郡，武关道成为咸阳联结南阳郡的道路。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第二次出巡东方和南方，是由武关道返回咸阳。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东南方，上会稽山，在东海蓬莱山求长生不老之药，七月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北)，出去时就是经由武关道。
武关是古代秦、楚交通的咽喉，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南阳郡治所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是关中、中原与江南商业转输之地，由宛城折南行，至南郡郡治江陵。由江陵顺长江而下，达于吴越;由江陵渡江南下，可至岭南诸郡。所以，武关道所联结的水、陆干线，贯通半个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出巡队伍两次行经武关道，武关道必然得到了很好的修治。
秦武关位于何处，历来众说不一，一般都说是即今陕西省丹凤、商南两县交界处附近的武关遗址。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却标在陕西商南县南境的丹江北岸。《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自南郡由武关归”。《集解》引文颖曰：“武关在析(县)西百七十里弘农界”。《元和郡县志·二一·山南道二·邓州内乡县》条记载：内乡“本楚之析邑，后属于秦”，在析水之口。河南省淅川县老城东30里的马蹬镇西门外有一古城遗址，残断砖瓦遍地。马蹬正位于析水出山之口，与丹水会合处附近，符合《元和郡县志》所记载的地望(通常把析县定在河南西峡县)。故战国时楚的析邑，应在河南淅川马蹬。马蹬镇距荆子关120里，“武关在析西百七十里”，约在今陕西商南县湘河一带，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示的秦武关位置相符合。商南县的二道岭有古道遗迹。
另外，《七国地理考》记载说：“今由河南之南阳，湖广之襄、郧入长安者，必道武关。自武关至长安四百九十里，多行山中，行至蓝田，始出险就平地。盖自古为险阨矣”。而西安市至丹凤县武关遗址为455里，不足490里。也可推定秦武关在今商南县境。正由于秦武关位于秦、楚交界处附近，从礼仪上说，才是秦昭王诈约楚怀王会盟的适当地点。
三、东北方干道——咸阳·临晋道
秦的东北方干道，是由咸阳东出，沿渭水北侧，经高陵、栎阳、重泉、临晋等县地，渡蒲坂津，至河东郡治所安邑、上党郡治所长子和太原郡治所晋阳的道路。它是春秋时期秦、晋结亲之路，也是战国时期攻魏、灭赵、亡燕之路。所以，在这条路上既有“秦晋之好”的脚印，也有兵戎相见的战迹。
春秋、战国时期，洛水以东在较长时间内先为晋国，后为魏国所有，对秦国向东方发展构成了威胁，因此，战端时起。但秦、晋毕竟是近邻，有时为了与齐、楚斗争的需要，也不断结盟。东北方干道是在秦与东方列国不断进行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逐渐拓展而成的。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在这条道路上多次进行军事攻伐。秦宪公八年(公元前708年)秋，秦出兵伐芮国，执芮伯，埋下了冲突的火种。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秦晋大战河阳。秦穆公五年(公元前655年)，秦伐晋，战河曲。穆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秦晋战于韩地，虏晋君，晋献河西之地。秦穆公十六年，在黄河以东置官司，秦的势力伸入晋境。秦穆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彭衙(今陕西省白水一带)。秦康公四年(公元前617年)，晋伐秦，取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南境)。秦桓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78年)，晋率各国兵伐秦，一直攻到麻遂(今陕西省泾阳县)。秦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59年)，晋又会诸侯兵伐秦，败秦师于棫林(今陕西省咸阳市与泾阳县之间)。所有这些大小战役，秦、晋的兵车都驰行于渭水北侧的路上。
在春秋时期，秦、晋两国也曾利用这条道路进行友好往来和经济援助。秦桓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80年)，秦晋夹河而盟。秦景公二十七年，景公至晋会盟。秦的国君前去会盟，道路必得到认真整治。另有两起政治事件，可以印证这条道路的规模：一为秦穆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晋公子重耳归晋，秦派兵三千护送。二为秦景公三十六年(公元前541年)，由于景公与其弟后子鍼有矛盾，鍼逃往晋国，“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这是第一次见于记载的在这条路上设置传舍，在黄河上修造舟桥(浮桥)。
秦穆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晋国发生灾荒，向秦借粮。秦穆公慷慨相助，用车把粮食分别集运到渭水岸边，再装入船内，沿渭水、黄河、涑水东运。这次运送救灾粮食，秦国动用了水、陆运输工具，由雍(今陕西凤翔)至绛(今山西翼城)，车船绵延不断，其规模之大，很像一次战役，所以，《左传·僖公十三年》记事，把这次“秦输晋粟”称之为“泛舟之役”。秦穆公十五年冬，晋国又发生灾荒，秦国再次运去粮食。两次秦粮输晋，充分说明秦晋间从雍到晋的都城(位于今山西汾河流域)水陆交通是通行无阻的。
战国时期，魏国初都安邑，秦魏两国在这条路的沿线多次进行殊死的搏斗，秦终于占据了洛水流域。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徙都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一带)，并于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十一年(公元前374年)在栎阳设县。栎阳距魏很近，是一个交通战略要地。《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栎阳“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即栎阳也是商业贸易繁盛、秦晋两地人民往来的要冲。栎阳设县后，县令有维修道路的职责，从而使得路况能经常保持良好状态。公元前359年——前350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商鞅变法”，为以后秦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秦国历史的转折点。
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张仪入秦为相，继续攻魏，魏将上郡所属的15个县以及河西的少梁全部献给秦国，秦改少梁为夏阳。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魏献安邑，秦置河东郡。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至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秦由临晋、蒲坂出兵，与赵军大战于长平，消灭赵军45万人，初设上党郡，治长子(今山西省长子县)。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重建太原郡。咸阳、临晋、蒲坂道已成为联结河东、太原、上党等郡的交通干道了。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第三次出巡，去时走东方大道，“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郡)归”。即由恒山郡折西行，经过太行山中的壶关进入上党郡，再路经河东郡、蒲坂、临晋、栎阳而回到咸阳。
咸阳、临晋、太原道的作用主要在军事方面。由太原郡(今山西太原市南)北至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与上郡(今陕西榆林县南)、云中郡的通道相接，形成一条环形国防通道。它和“直道”一样，其主要作用在防御匈奴的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