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监修的“直道”及其历史作用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国内的矛盾主要为六国后裔没落贵族的复辟活动;国外的矛盾主要是北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骚扰，秦始皇治驰道，通往六国故都，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六国贵族的复辟活动;令大将蒙恬在甘泉山(今淳化县北好花疙瘩)至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间突击修筑“直道”，是为了防御匈奴奴隶主南下劫掠。二者都是加强军事力量的重要措施。由于驰道、直道的畅通，经济、文化也相应得到发展。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这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新开辟的一条国防道路。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病死，装载遗体的“辒辌车”就是由九原郡沿“直道”运回咸阳的。
一、“秦直道”的沿途经地
“秦直道”是由咸阳通往北境阴山间最捷近的道路。道起甘泉山南侧的秦林光宫，沿子午岭山巅北行，经今淳化县鬼门口、旬邑县石门关，黄陵县艾蒿店、沮源关，折古道岭(又名蝣蜒岭)北去，经富县槐树庄，张家湾西侧，甘泉县桥镇乡方家河，志丹县安条林场、侯氏乡等地进入安塞县境;又沿横山南麓并穿越横山入榆林县境，复沿榆溪河侧过毛乌素沙漠入鄂尔多斯草原，再经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市西侧、昭君坟东侧，渡过黄河，达包头市西。全长700余公里，大体南北相直，故称“直道”。198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制的百万分之一0.N.C(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片上，显示出子午岭山脊上有道路通过，这应是秦直道遗迹。
“直道”在其经行子午岭一段，完全沿子午岭山脊行走，遇到河川切断山岭处，下了岭坡，旋即上梁，很少在川道中盘桓，设计上别具一格，是名符其实的“沿脊线”路，是采取“堑山堙谷”的办法开辟而成。这在古今中外道路建设史上是少有的。因而，“直道”的修建工程十分艰巨，但进展很快。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动工，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便基本完成，只用了二年半时间。“直道”宽度一般在30米至50米间，垭口宽度均在50米左右，秦直道和秦长城一样，是秦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又一奇迹。
“秦直道”虽修建于二千年前，由于它的南段位于林区，灌木丛生，植被茂密，人迹罕到，因此，路迹至今还保存不少。整条路线，由咸阳至云阳(故址在林光宫附近)，当时为驰道，道路宽阔平坦，来往方便。云阳县北有甘泉山。甘泉山森林茂密，山高气爽，是天然避暑胜地，秦建林光宫、汉建甘泉宫于此。
(一)子午岭上的“秦直道”遗迹
“秦直道”由林光宫北门出去，经英烈山东侧的一面慢坡抵好花疙瘩。好花疙瘩又称甘泉山，是子午岭南端的一个支岭，因此，可以说是“直道”离开林光宫后就进入子午岭。由于甘泉山比林光宫城高出近500米，甘泉山的雨水常年汇入“直道”路基南流，致使这一段路基现被冲为深沟。
英烈山北有长约1公里的下行慢坡，名叫槽梁，梁面宽约100米，“直道”穿梁而过，至好花疙瘩西侧，先西行数十米，即折东北方向绕了一个弯，至好花疙瘩背后的鬼门口。鬼门口原为一个小山头，“直道”穿槽而过，形势险峻。当时的路基在今鬼门口两山壁半腰间，宽30米。鬼门口北为艾蒿湾，是一段山脊，宽约30米。由艾蒿湾北行不远，即下一面很长的慢坡，称“乏牛坡”。沿乏牛坡直北走去，经蝎子掌一直到旬邑县七里川下到坡底。过七里川小溪，进入庙沟，再北行4公里，达石门关。
石门关为天然崖口，东西两座山崖陡立，高达一、二百米。西陡壁下有两个好象关闭着的天然拱形石门图形，这与“石门”的得名有关。石门口宽200余米，中间有古庙宇一座，现已坍塌，埋入土下约1米深，但路旁露出一层砖瓦遗存，据说是原古关署。
“直道”由石门关东陡壁下穿过，又绕向西陡壁北侧，沿子午岭主脉北行，经碾子院、卧牛石、老爷庙至马栏河，这段山岭统称凤子梁(又名枫树梁)。下凤子梁过马栏河，即盘曲上杨家胡同梁。上梁后转向西北方向不远，至刘家店子，现为甘肃省正宁县刘家店子林场。距刘家店子西侧数里处，有“两女砦”古迹，相传为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在去上郡蒙恬屯军处监军时，两个生女途中死亡，葬于此。至今坟头高大，坟头周围到处可见到残留的秦汉砖瓦。
刘家店子林场位于子午岭主脉正脊，沿林区道路北行数里，至黑麻(马)湾。黑麻湾一带的“直道”遗迹保存较多较好，路基平均宽度在30米以上，再东北行数十里，至凋灵关。由于黑麻湾这一段子午岭的走势呈东北、西南方向，当地人称它为“斜梁”。在斜梁北端，也就是凋灵关南侧1.6公里至2公里的山梁上，即当地群众称为“四十亩台”的地方，咸阳市综合考古队最近发现了一个大型秦代兵站遗址，已被命名为“秦代一号兵站遗址”。
凋灵关位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关口宽30米以上。“直道”穿过凋灵关北去，至黄陵县艾蒿店。再北，经五里墩至沮源关。这一段山梁上“直道”路基残宽在30米至40米间。现在的林区道路，即重叠在“直道”线上。乾隆《正宁县志》对子午岭上的秦直道记载说：“此路一往康庄，修整之则可通车辙。明时以其直抵银夏，故商贾经行。今则塘汛废弛，通衢化为榛莽”。康熙《鄜州志》记载这条道路在清代还被利用过。
由沮源关(今称兴隆关)北去，有两条古道。一条沿子午岭主脉西侧北行，经甘肃省华池县东华池镇至陕西省定边县东南境。据长期在延安体验生活的画家靳之林于沿途作画时考察，这条古道路基宽在6米至13米间，沿途北宋时期的文物遗存较多，为北宋时期与西夏长期战争所使用的道路。另一条古道折由古道岭(即蝣蜒岭)至富县槐树庄西侧3里处的白马驿，由白马驿北坡上梁，经白家店、大麦秸、芦毛坪、麻黄沟、水磨坪、八卦寺、墩梁等地，入今甘泉县境。这一百多里路段内古道遗迹到处可见，路残宽一般在30米至50米间，古路堑如斧劈刀削，有些路段虽灌木丛生，林草茂密，但站在山头上远望，路线清晰可辨。特别是葫芦河南北两侧的山岭上有很多槽形垭口，南北相对，宽度均在50米左右，十分壮观。
富县西境人烟稀少，“直道”遗迹得到大量保存，其中，最为完好且具有代表性的是富县张家湾乡西侧车路梁上约8公里长的一段路基。从“兰宜公路”(兰州至宜川)175公里处的五里铺上山，一直到望火楼，路基都宽在30米至50米间;转弯处半径一般为40米左右;几个垭口都宽达50米;道路坡度大多在7%左右，没有超过10%。路面上只有20厘米左右高的茅草和艾蒿，没有长一棵大树。现在若在上山处稍加整治，汽车便可通行。沿途有墩台多处，特别是望火楼最为高大。此处路宽达60米，很像当时的驿站所在地。名为“望火楼”，顾名思义当为观察烽火台发出警报信号的高台。
“直道”沿途的文物遗存很多。除了大量的秦半两钱、汉五铢钱、王莽的货布、鸡眼钱外，在张家湾乡大麦秸村，村民周德虎1958年在“直道”路基上取土时，挖出一个古代铁锨，残重8公斤。该村村民贺斌文亦于“直道”旁挖出一块35×35×5厘米的秦汉方砖，至今仍收藏在家中。另据张家湾乡原乡长张德财说，该村前些年曾出土一口古代大铜锅，似为古代的军用锅。
在八卦寺附近，有一个名为“杀人庄”(又称斩兵庄)的地方，至今地面上还露出很多没有经过细加工的小石碑，碑上的文字被风雨剥蚀已模糊不清。但埋入土下部分，还能看到“刑”、“之”、“墓”等字。这是当年修“直道”时，对一些不肯卖力或企图逃跑的军工、刑徒处斩的地方。处斩后集中埋在一片地方，并随便在山上拣一块条石，刻上本人的名字和所犯的罪刑，立于墓前。在秦直道的路基上，埋下无数劳动人民的白骨，浸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记录了秦始皇“轻民力”的一面。
由富县、志丹、甘泉三县交界处的墩梁直北微东行走，经寻行铺、赵家畔、薛湾，从高山窖子下梁至安家沟村，过洛河“圣马桥”，至甘泉县桥镇乡方家河村。“圣马桥”虽已塌毁，但洛河北岸的方家河村附近却有“引桥”遗存(图2-4-3)。“引桥”高出地面20余米，接北侧山梁。“引桥”的夯土层每层厚10厘米至12厘米。“引桥”上面宽约30米，和山梁上“直道”路基宽度相近。“引桥”直对面的洛河南侧，是一宽阔平地，被历年洪水冲刷，已无“引桥”痕迹。但南侧山梁上有明显的“直道”遗迹是直对北岸引桥而来。这是“直道”线上残留的唯一的桥梁遗迹。桥以“圣马”命名，意为秦始皇的兵车、战马所经过。
方家河村民张凤荣1947年春，在“圣马桥”引桥北耕地时，挖出一个铁夯，厚底、圆形，高23厘米，直径33厘米，上有带孔提手，应为当时夯筑引桥所用。(《甘泉县文物志》稿)。
“引桥”以北路段，现在虽然已被辟为农田，但通过“堑山”痕迹，也能清楚地看出古道的走势、路基宽度、坡度与弯度。路基残宽40米左右;坡度为7%;转弯处半径不少于40米。
甘泉县与志丹县交界处，明朝建有“云山寺”。寺内《云山寺记》石碑在记述云山寺的方位时，说“东有圣人条”。《庆阳府志》记载：“秦直道俗名圣人条。秦以天子为圣，故名”。康熙《鄜州志·记事》目认为，“圣人条”即蒙恬所开的“直道”。1944年黎锦熙、余正东编撰的《续修黄陵县志》引贡士刘倬《子午岭》诗：“南北亘长岭，纵横列万山。桥陵今古在，驰道(即直道)有无间。地折庆延过，源分漆沮潺。秦皇开凿后，路上兆人还。”
“圣人条”由云山寺直达志丹县今安条林场。再北，经过志丹县东境的杨条、李条、何条、周条、刘条、新胜条、胶泥条等以“条”为名的居民点，进入安塞县境。《读史方舆纪要》卷57记述，志丹县东“圣人条”所经行的山梁称“艾蒿岭”。在县东60里许，即子午岭之异名。所以，秦直道南起淳化县秦林光宫(汉甘泉宫)故址，北至志丹县与安塞县交界处，均属于子午岭范围。
志丹县东境内的“圣人条”，也有明显的遗迹，宽度一般在30米至40米间;新胜条附近的路基宽45米。志丹县境内也有一个直道垭口，今称“土门”，距志丹县城35公里，垭口宽50米，和富县境内直道上的几个垭口宽度基本相同。
“圣人条”经过的志丹县候氏乡候氏村，村民候生权1983年修附近公路时，挖出一面汉代铜镜，直径14.4厘米，当为“直道”上的行人所遗留。
(二)横山地区的“直道”经地
秦直道离开子午岭后，进入横山地区。秦代于横山南侧置阳周县(治所约在今子长县石家湾乡曹家坬村城墙梁上)。西汉时又于今安塞县附近置高奴县②，均属上郡管辖。根据《史记》、《汉书》有关秦始皇第四次、第五次巡视活动及汉文帝、汉武帝军事活动的记载，均涉及到上郡、阳周、高奴三地，并与“直道”相联系，因知“直道”经过高奴、阳周、上郡北出长城，达于九原郡九原县。
上郡是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设置的。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第四次出巡，由碣石“巡北边”后，即“从上郡入”，回到咸阳。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令蒙恬监修直道。三十七年基本修成。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第五出巡途中病死于沙丘平台后，装载他的遗体的辒辌车，“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第四次出巡归来，只说“上郡”，未提“直道”，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修直道。第五次出巡提到“直道”，是因为当年修通了直道。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中途病死后，丞相李斯恐贸然宣布死讯引起天下大乱，于是秘不发丧，以掩人耳目。但车队由九原返回咸阳，须经过上郡。当时长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都在上郡。而近侍赵高颇得胡亥宠幸，欲立胡亥为帝;且赵高与扶苏、蒙恬、蒙毅等关系不睦，害怕车驾至上郡后始皇病死的真相暴露，引来杀身之祸，便与李斯、胡亥密谋，造假诏书，“赐公子扶苏死”于上郡。蒙恬有疑，不肯自杀，被使者逮走，“系(囚)于阳周”。然后，车驾才“由直道归”于咸阳。据此，得知直道联结上郡肤施及阳周二县地。秦亡后，西汉王朝因秦之旧，继续利用直道抗御匈奴。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遣丞相灌婴发车骑诣高奴击之”。接着，汉文帝本人也自云阳县甘泉宫经过高奴到了太原。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为征伐匈奴，“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到了朔方。五原县在九原县西北不远处，即汉武帝行走了直道全程。《汉书·武帝纪》记载他返回时，曾“祠黄帝冢桥山，乃归甘泉(宫)”。而“桥山”在阳周县，也进一步证明直道经过高奴、阳周至上郡。《史记·封禅书》应劭曰：“在上郡阳周县有黄帝冢”。《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县”条“本注”：“桥山在(阳周)县南，有黄帝冢”。《水经·三·河水注》也记为“阳周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畤，上有黄帝冢故也”。唐朝以后才将黄帝冢定于黄陵县。根据这一系列文献记载，知道秦直道离开子午岭后，沿延河及大理河上源进入大理河南侧，然后又折北穿越横山，经今横山县响水堡附近达于上郡。
由上郡北去，经走马梁西侧凹处出秦长城，沿榆溪河(古帝原水)东侧约1公里左右处的二级阶地越过毛乌素沙漠，路线与榆溪河相平行。走马梁秦汉砖瓦、陶器碎片遍地，盖为秦长城的一个关口，汉代的上郡属国都尉军城所在地。属国都尉为管理龟兹属国的行政、军政首脑;龟兹属国即在今走马梁东北称作“古城梁”、“古城滩”的地方。
榆溪河东侧有五条支流，称为头道河则、二道河则、三道河则、四道河则、五道河则。前三条支流发源于汉代的白土县。白土县的白土，随着雨水冲刷，冲积、洪积于各支流的下游，形成1公尺至2公尺厚的白垩泥层。白垩泥与沙土混合，使这一沙漠地带有了较坚硬的地表层。另外，这一地带在上更新世末，气候干旱，风沙特盛，因而覆盖了一层中、细沙粒。随着后来的气候转为温和，发育了黑垆土。黑垆土系暖温地带半干旱草原和森林草原条件下形成的地带性土壤。积累层厚约1.5米至2米，呈黄褐色，质地较坚硬，透水性强。毛乌素沙漠中约70余公里的“直道”路段，是就地取材，利用这一地带特有的白垩泥、黑垆土修筑而成。现在虽为沙梁、沙丘覆盖，但大小不等的黑垆土碎块仍绵延不断地保存在沙漠中。在头道河和三道河的南、北侧，仍有大坝形的路迹存在。大坝宽约100余米，但当时路面实际宽度现在无法判定，看起来不少于《汉书·贾山传》所记载的“道广五十步”。
直道穿越毛乌素沙漠北去，经过五道河则上源刀兔海子侧近直北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旗西侧约18公里处的红庆河地区，及东胜市漫赖乡两顷半村南北和东胜市与达拉特旗接境处，由于修县乡公路或雨水冲刷，露出“直道”横断面多处，看到垫方层厚达50厘米至2米不等，路面宽度在50米以上。伊克昭盟境内的“直道”遗迹非常明显、典型，不但能看出直道的原始面貌，而且可据之判定“直道”的走向和地理位置。它南与上郡、北与九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侧孟家梁古城)大体南北相直，是名符其实的南北相直的“直道”。
二、“秦直道”的历史作用
秦直道不仅是一条军事通道，也是发展南北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秦始皇从维护国家统一和保障边境安全着想，修筑“直道”是完全必要的。虽然秦祚短促，“直道”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在汉朝初年，却充分显示了它的威力。
汉文帝时，匈奴军队曾向关中发动过两次试探性进攻，一次到上郡肤施;一次入萧关至雍县，直至甘泉山下。匈奴奴隶主既然想窥伺甘泉，却不从“直道”或子午岭东侧的洛河河谷或西侧的马莲河谷南下，而远远绕道六盘山下，正是由于子午岭上有“直道”存在，匈奴奴隶主不能不有所顾虑。就是匈奴奴隶主曾一时控制了“河南地”，但不敢长期盘据，也是“直道”在起着威慑作用。可以说，西汉初期关中地区所受的骚扰不如北部其它地区严重，就是秦直道在发挥着防御作用。
秦直道沿途发现秦、汉货币、铜镜、车马器、戈矛和宋代官窑瓷片之多，以及北魏、西魏、唐、宋、明、清各个时期的石窟、摩崖石刻、寺庙碑文等，说明“直道”在秦、汉以后并没有荒废，长期为商贩、行旅所利用。当“丝绸之路”在河西走廊受阻时，中西使节、商人也曾绕行“直道”往返于西域和长安间。可见直道的作用，延续时间很长。
三、秦直道筑路技术的惊人成就
秦直道全长“千八百里”，有一少半路段位于子午岭山巅。大将蒙恬率领十余万民工(刑徒)和军工(兵士)，能在二年半时间将旧的路线取直、拓宽、填平，成为宽达四、五十米的车马大道，这本身就是一大壮举，是古代筑路史上的一个奇迹。就直道遗迹进行考察分析，其筑路技术确有惊人的成就。
(一)勘测技术的科学、先进
修筑道路处处受到山川形势的制约，秦直道把数百里长的路段置于子午岭主脉或支脉的山巅，即利用了沿线山势与地形，以修筑道路。
战国时期秦迁都咸阳后，咸阳与林光宫间，早就修筑有近300里长的大道，供秦君和文臣武将车马行走。秦昭王灭义渠戎后，设置陇西、北地、上郡，林光宫和上郡之间，也有路相通。在旧路的基础上进行扩建，省工得多。从地理形势上看，子午岭除主脉呈南北走向外，所有支脉也呈南北走向。子午岭山巅，绝大部分宽阔平坦，加之多系风化石，容易开凿，且开辟成路后，路基坚实，没有泥泞之害，这是平川地区道路所不具备的条件。路由山脊行走，居高临下，极目远望，可避免敌方骑兵的偷袭包抄;敌若来攻，也利于防守。作为战备性质的军事通道，无疑会增强防卫能力。再者，当时的通讯手段主要是烽火狼烟，直道沿途山丘林立，利用天然小山丘，设置烽火台，不但省工省时，而且路和烽火台都在山岭之上，可以快速传递信息，利于作攻守准备。所有这些方面，表现了“直道”的勘测设计者的科学筹划。
秦直道的走向基本上是南北相直，没有绕大的弯子，这在古代道路中是罕见的。道路由主脉转入支脉，或由这一支脉转入另一支脉，具体如何勘测，史书没有具体记载。从成书于西汉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中记载的利用勾股定理和立表法、连索法、参直法等先进的测量方法，以及三国时魏人刘徽著入《海岛算经》一书中的重表、累矩、三望和四望等测量方法看来，中国很早就掌握了先进的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的方法。秦代显然已掌握了当时领先于世界的测量技术，秦直道正是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结果。
远在公元1世纪前，把测量技术用于道路测量，已为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所证实。《管子·地图篇》强调“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尤应明确“辕之险，滥车之水”及“通谷经川”之所在和“道里之远近”。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地图，明确标识出交通道路。地形图中在已超出墓主驻防范围的邻近地区虽不标识乡里，却仍画出道路。在驻军图中，还特别“用红色虚线标出军队行动的道路”。《后汉书·马援传》也记载说，马援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筹谋军事，曾“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道经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相当于现在的沙盘)。
蒙恬奉命驻守秦的北疆，防御匈奴南进，又具体监修“通谷经川”的“直道”，毫无疑问，“必先审知地图”。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7幅板绘地图，其年代判定为秦始皇八年。这是迄今出土文物中保存较好、所见年代最早的地图。该板绘地图不但标示出交通道路，且用文字标示出关隘名称。由此得知战国末期秦人即掌握了测绘地图的技术。淳化县乏牛坡至旬邑县石门关间和甘泉县桥镇乡方家河村洛河南北侧的秦直道衔接路段，直道像巨莽一样，气势磅礴地冲出山岭丛林，直对七里川北岸的庙沟和洛河北侧的引桥爬来，进入另一个缓坡。体现出高超的勘测设计技艺。
(二)独特的夯土技术
秦“治直、驰道”时，充分利用了夯土技术。《汉书·贾山传》说，秦人修路是“厚筑其外，隐以金椎”。即利用铁夯把路基夯实，特别是把路肩夯实，以防止雨水冲刷，提高路的强度和车马通过能力。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说的“堑山堙谷”，“堙谷”有多种多样：加宽路基时的填方、垫方;在山谷中构筑“土桥”，都属于堙谷工程。直道路基能保存二千多年，且路中没有生长大的树木，说明当时夯土的坚实性。甘泉县方家河村“圣马桥”北端的引桥遗迹，高20余米，宽30余米，夯土层清晰可见，说明秦代的夯筑技术相当高超。《甘泉县文物志》稿所记在引桥附近出土的铁夯，更证实了贾山说的用金椎夯筑路基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