辈份

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下来就被确定了，自己别无选择。同宗族之间的辈份是严格遵守的，比如说称呼必须准确，日常生活中要向长辈请安、敬烟、让座、让路，坐次上也十分讲究，不能乱了礼法。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甚至命运都会受到宗族礼法的影响和传统道德的束缚。2曾读过这样的史料：在山西、五台山下，有一个4000余人的大村庄——槐荫村。赵姓占了90%以上，人称赵氏一家村，人兴族旺。据《槐荫村志》记载：槐荫村自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类聚居。明朝洪武年开始，赵氏始祖伯英公从朔州马邑迁来五台，定居槐荫，以务农为主，勤俭持家，逐渐成为五台望族。赵氏家族繁衍至今，已有600余年，传25世，勤奋起家，豪爽待人，传宗续谱，辈份严谨，还组织筹划下《赵氏宗谱》一套12本书。3赵氏家族之间辈份是严格遵守的，即使是白发满头的老者，也必须称呼比自己辈份大的娃娃为爷爷、叔叔。如果有人叫错了称呼，立即会受到族人的指责和纠正。宗族中孩子的取名也是依据宗谱中的辈份而定，不可随意而取。4可见，槐荫村的人民几百年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或半封闭的环境里，已经逐渐形成并沉淀下来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和礼法制度，影响了一辈又一辈，一代又一代人。这里人口流动少，人们生活安定，生活也相对贫穷、落后，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必然要求同族、本家团结协作，互帮互助，宗族间的纽带也就比较紧密，它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开放的程度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5在我们熟知的巨著《红楼梦》中，也能找到“辈份”的痕迹。如[林黛玉进贾府]一章里：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去。”先拜见了外祖母，王熙凤来时，贾母戏说称她“凤辣子”便可。黛玉不知如何称呼，不敢造次，待到众姊妹说“这是琏嫂子”时，她才赶忙赔笑见礼，以“嫂”呼之。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里，也是非常重视辈份，不清楚辈份，身份，称呼一个人时是十分小心谨慎的。而在行请安拜见礼或是吃饭时，对坐次、位置也十分讲究，如吃饭时对客人应礼让上座，而客人若很年轻、辈份也小，应推辞坐边座或下方坐，否则就会被人轻视，受人嗤之以鼻。6当黛玉去拜见二舅舅贾政时，老嫫嫫让她炕上坐，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东边的椅子上坐了。见舅母王夫人时，王夫人本在西边下首坐着，见了黛玉，便往东让，黛玉料定这本是贾政之位，再三不肯，“王夫人再四携她上炕，她方扶王夫人坐了。”7当贾老太太传饭时，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黛玉十分推让，得到贾母解释“你舅母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由于贾府中人物众多，各人身份不同，辈份复杂，黛玉不得不步步小心，时时在意，才不至于弄错，闹了笑话，乱了礼法。史料中的记载，古典书籍中的诸多表现，感觉似乎距离我们很遥远。然而我的那次难忘的经历却使我与辈份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我的父母是山东人，年纪轻轻都去支援了边疆，我便出生在那遥远而美丽的新疆。16岁那年，母亲携了我回家乡探亲。外公家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汽车也难畅通，跟着母亲走了很远。中午时分，老爷子发话了：来，上桌子四周的男人们，踌躇了片刻，互相谦让，然后落座。母亲却悄悄示意我，不叫我坐：在这儿，原来女人是不上桌子的！不懂规矩，更不能乱坐，这里绝对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如果乱坐，会招致大家的冷眼，最后终于在老爷子的示意下坐了下来。贫穷而瘦弱的外公巍然坐在最上端，微笑着请大家喝酒、吃菜。在这里，有的是尊严，一种与生俱来的尊严，这里的人们情不自禁遵循着一种不可抗拒的东西，金钱不可左右，现实利益不可左右。后来，听母亲说，家乡过去过春节，还必须施行磕头的大礼。一磕便磕得郑重其事，一拜便拜个不同凡响，要带丰厚的礼物，像是隆重的仪式。礼也有区分，端饺子磕头，磕的是本家长辈，爷爷、叔叔，空手去全村转，磕的对象是上了年纪的人，磕的更多的是一种敬老，最后拿馒头去磕头，磕亲戚，一直延续到初五甚至更迟，从这时，走亲戚成了春节的主要内容。

辈份的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