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青

《新唐书·藩镇传》记叙淄青镇的历史是从李正己开始的。史臣评论该镇为“得计则潜图凶逆，失势则伪奉朝旨，向背任情，数十年矣。”[7](P3543)李正己时，无论是版图、兵力、威望，淄青镇在各镇中都首屈一指，扮演着“号令诸镇”的角色。德宗即位之初，一反代宗优容姑息之风。李正己尽管实力强大，还是“内不自安，遣参佐入奏事。”[9](P7218) 还同田悦“各献缣三万匹”， [9](P7280) 庆祝德宗的生日。建中年间发生的魏博、成德、幽州、淄青等藩镇的叛乱，源于德宗坚决不许藩镇世袭。 “泾原兵变”，德宗被叛军逐出长安，不得已赦免四镇。四镇遂罢兵。李纳得到节度使的任命后，便不再拒命朝廷，反而听从朝廷的调遣，防秋备塞，并响应德宗号召，共破李希烈。李师古时期，淄青镇内相对和平，基本上未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他畏惮宰相杜黄裳，遂“终身不敢失节。”[13](第2集)李师道继任之初，在判官高沐、僚属李公度等亲唐派的扶持下，“乃请进两税，守盐法，申官员。”[7](P3538) 他还曾献帛万匹助军。设在他辖区内的兖郓巡院也曾收缴盐利上交中央。但不久后，李师道便在邪佞分子的蛊惑下，走上了公然背叛朝廷的道路。宪宗即位后，坚决推行裁抑藩镇的政策，对藩镇发动了一系列讨伐战争。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征服欲割据三川的西川节度使刘闢，接着又先后平定了夏绥留后杨惠琳和镇海节度使李锜的割据叛乱。各割据藩镇都有所收敛，李师道却不识时局，逆潮流而动，一反前任节度使“相机而动”的旧风。元和四年（809年），宪宗讨伐成德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正后，李师道派人联络宣武节度使韩弘，企图使淄青、宣武、成德三镇合军讨伐田弘正。元和九年（814年），宪宗发动了淮西之战。李师道欲“倚蔡为重”， [8](P5993) 多次伙同王承宗上表请赦吴元济。他不仅在外交上进行声援，还违反榷盐制度，向吴元济“餽盐，出入宁陵、雍丘间”； [9](P6006) 军事上，“使大将将二千人趣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元济，实欲为元济之援也。”[9](P7711) 后来索性明目张胆，直接出兵相援。他屡次进攻徐州，败萧、沛数县，与官军对抗。不仅如此，李师道还派遣亡命之徒到处制造恐怖事件：烧毁河阴仓所储军粮；刺杀宰相武元衡，伤裴度；断建陵门戟；预谋焚毁东都等。宪宗以裴度为宰相，坚决讨伐淮西。元和十二年（817年），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平定淮西。唐廷威望大大提高，对其它藩镇产生了极大震慑力。就连始终与李师道为伍，在与宪宗较量中两次获胜的王承宗也被迫献出德、棣二州，并遣二子入质。师道大惧，请割沂、海、密三州，并遣长子入质。但他不明治道，为左右群小所惑，又改意顽抗。宪宗多次派遣使者去招抚李师道：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命给事中柳公绰宣慰淄青；十三年（818年）命谏议大夫张宿（宿至东都卒，代以左常侍李逊）再次宣慰淄青。宪宗在攻打淄青前夕，仍没有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多次给予李师道机会，一反攻打他镇时的果断作风，可见他对淄青镇的强大亦畏惧三分。李师道却不识时务，执意顽抗。他上表三道，“凡所陈列，无非怨妄，露其悖慢之词，备在封章之内”。 [14](P634) “初哀狂童袭故事，文告不来方振怒”，即指此事。“去秋诏下诛东平，官军四合犹婴城”。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宪宗发布《讨李师道诏》，削李师道官爵，命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道进讨。出人意料的是，号称“东方强镇”，“境内兵士数十万人”的淄青镇与官军交战，连连败北。李师道任命都知兵马使刘悟抵御魏博军队。刘悟颇得民心，军中谣传刘悟当为帅。李师道派人召悟计事，实欲杀之。在兵败势蹙的情况下，刘悟与诸将商议：宪宗所欲诛者只师道一人，不如转祸为福，斩杀李师道以求富贵。计议已定，刘悟于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深夜发动兵变，袭杀李师道，向唐朝投降。朝廷仅用了七个多月即平定了淄青镇。淄青镇何以如此不堪一击，迅速败亡呢？我认为这与当地人民对割据的态度密切相关。淄青镇的辖境即齐鲁故地，素称诗书礼仪之邦。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文化渊源于此，它的重要奠基者孔子、孟子都诞生在这里。这里自古风俗信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观念、忠孝思想深入人心。徐铉称王棲霞“生于齐，得泱泱之风；长于鲁，习恂恂之教。”[4](P9249) 可见当地风俗对一个人成长影响之巨。淄青镇的土著居民生于斯，长于斯，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就会更深一些。不过， 随着来自东北边疆的平卢人的迁入，特别是在李氏父子五十余年的高压统治下，风俗有所改易。“军州民吏，久染污俗，率多犷戾”。 [7](P4242) 陈寅恪先生即认为“淄青一镇亦与河朔同风”，“实由其统治者本从河朔胡化集团中分出者也。”[15](P36) 李正己是高丽人，李氏家族确含有胡人血脉。但是，淄青一镇与河朔三镇有别。土生土长在河朔的藩帅们能代表当地的文化。但是，把外来的统治阶层的文化简单地视为全体淄青人民的文化，则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况且，外来平卢人的数量远较当地土著居民为少，五十余年的外来统治较千余年的文化底蕴更不能相提并论。因此，持传统忠君思想的人应占绝对优势。李师道幕府的高沐、李公度、郭 等人都忠于中央，多次谏止李师道的跋扈行径。而蛊惑李师道为非作歹，为李师道所信任的“皆亡命之徒与皂隶耳”。 [4](P4917) 淄青镇平定后的首任郓曹濮观察使马总，曾深有感触地说：“于以见周公太公之遗风，仲尼之礼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凶事犹未顺，唯此邦众，尚或率从。及显逆谋，多不为用”。 [4](P4917) 这说明当地人民识破真相，发现节度使公然背叛中央朝廷后，会依据深入骨髓、融入血脉的儒家君臣礼义的观念，采取与之决裂的立场。马总为政四年，即能移风化俗，使得人民“恶绝于心，仁形于色”。 [16](P96) 这一方面离不开马总之善政；另一方面说明儒风在当地占主流。这种忠君思想在笔记小说里也有所反映。李师道模仿天子正殿来修建新宫，宫殿建成后，“是夕云物遽晦，风雷如撼，遂为震击倾圮，俄复继以天火，了无遗者。青齐人相顾语曰：为人臣而逆其君者，祸固宜矣。今谪见于天,安可逃其类（注：《太平广记》作戾）乎！”[13](第4集《宣室志》) 这表明青齐人是以李师道的割据为非的。宪宗下诏讨伐李师道后，其属下十二州之中，有两个州的剌史即淄州剌史张 、登州刺史高曙，“以尝谋杀李师道归国，为师道所害”。 [17](P1693) 此外，元和十三年（818年）冬十月，齐州刺史高士荣奏“蒙恩受任，其州犹在贼中，须置行州，及倚郭历城县行印。”[6](P1254) 显然，齐州刺史高士荣也已暗通朝廷。莱州刺史李廷远也是忠于朝廷的，并因此被害。文宗太和元年（827年）正月，平卢军节度使康至睦上言称：“故莱州刺史李廷远，当李师古节制东平之日，庭远为属郡，屡陈忠顺，以沮奸凶，由是父子二人俱为师古所害。其幼子可举才十岁，逐在海中，至今犹在，臣已署军职，请兼授管内一官”。 [17](P1580) 李可举是忠臣之后，文宗遂任命他为淄州高苑县主薄。同书卷140则称元和十四年（819年）九月，“赠淄州刺史张 左散骑常侍，登州刺史高曙右散骑常侍，莱州刺史李廷远洪州都督，莱州长史蔡成，郓州左司马尚振，兖州长史沈皆并赠刺史，皆以尝谋杀李师道归国，为师道所害故也”。 [17](P1693) 莱州刺史李廷远究竟是被谁所害呢？两处记载不一。我认为当是李师道。首先，从史料来源看，“李廷远为李师古所害”这一判断很可能来自李廷远的次子李可举的记忆。当父兄遇害时，他尚是一个年仅十岁的懵懂顽童，况且他“逐在海中”，并不在事发现场。而旌表莱州刺史等一干人等的记载显系源于皇帝的诏书，而且发布于淄青镇平定后不久。我认为其真实性当远较李可举的记忆更为可信。再者，从师古、师道平日之所为分析。李师古曾辟用李某，“公（注：指李某）感深知遇，累抗直言，缕（屡）陈大体，辞颇激切，乃奏授兼监察御史”。 [18](P2063) 李某“累抗直言”而安然无恙，“屡陈忠顺”的李廷远也不至于被害。其实，李师古时期，忠唐之属不在少数。如高沐、李公度、贾直言、李存、郭 、郭航等。对唐忠心耿耿的高沐为李师古的判官，不仅不被疏斥，反而深受器重。甚至李师古临死时，还将选任下任节度使的重任委托给他。延至李师道时，高沐便惨遭杀害。李师道还多次残害心存忠唐之念的属下。综上所述，我认为李廷远被李师道所害的可能性极大。若此说成立，那么淄青镇内有四个州的刺史同李师道决裂，归顺朝廷，比例高达33%（4 ：12）。此外，在元和十三年（818年），唐军四面进攻淄青镇，“平卢兵势日蹙，将士喧然”， [9](P7756) 纷纷指斥是奸佞的李文会蛊惑李师道，招致此次宪宗发兵征讨。因众怒难犯，“师道不得已，出文会摄登州刺史，召（郭） 、（李）存还幕府。”[9](P7756) 这说明将士们对李师道的所作所为，颇为不满。李师道将败的数月，已成惊弓之鸟，“闻风动鸟飞，皆疑有变，禁郓人亲识宴聚及道路偶语，犯者有刑”。 [9](P7766) 这种高压政策更招致民众的不满。后来又因修筑郓州城堑，役及妇人，“民益惧且怨”。 [9](P7762) 李师道民心已失，无怪乎“诸军讨伐已来，百姓归投相继”。 [14](P634) 更有甚者，李师道的亲将王承庆（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之弟，师道以兄女妻之），虽是李师道的姻亲，但却“潜约左右，欲因 兵执师道。”[8](P5995)由此可见，淄青镇由上而下的各个阶层，从刺史、将士到普通百姓，都对李师道不满。外而强兵加境，内而众人离心。虽然淄青镇辖地十二州，有军士十万人。但在战争中，能够真心抵抗的人数就大打折扣了。这样，淄青镇的节节败北，被迅速平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从淄青镇的败亡过程可以看出：该镇所处的今山东地区“儒风不坠”，人民反对割据是其灭亡的主要原因。参考文献:[1] 王赛时.唐代的淄青镇[J].东岳论丛，1994,(2):103-106.[2] 樊文礼. 唐代平卢淄青镇节度使略论[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3,(2):27-33.[3] 孙慧庆. 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琐议[J]，北方论丛，1992,(4):73-79.[4] 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5]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6] 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又见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M].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研究论文.孙慧庆.唐代治理东北边疆的重要机构平卢节度使[J].北方文物,1991,(4):103.[7]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8]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9]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0] 赵和平.略论唐代海运[A].北京史苑第2辑[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107.[11] 日野开三郎.安史之乱与唐朝东北政策的后撤[J]，河北师院学报,1990,(4):100.[12]姜密.成德镇的割据特点[J].河北师大学报,2000,(3):104.[13]张固.幽间鼓吹[A].唐人说荟[C]，扫叶山房，民国二年石印.[14]唐大诏令集[M]. 商务印书馆，1959.[1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韩愈.郓州谿堂诗序[A].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卷[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7]册府元龟[M]. 北京：中华书局，1960.[18]唐代墓志汇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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