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声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二十六日,陕西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井勿幕在日本东京,以陕西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为核心，创办《夏声》。由三原宏道学堂在日留学生高祖宪（幼尼）、李子逸（元鼎）、茹卓亭（欲立）、杨西堂（铭源）和张季鸾先后任主编。《夏声》杂志的发刊，与当时同盟会各省分会所发行的刊物如《云南》《四川》《晋乘》《河南》等并驾齐驱。第1期刊登《夏声》说中称：“余尝读夏周之书；及诗之幽秦诸篇计，旷观雍垠，聿怀旧德，载溯周、秦、汉唐之遗踪，而上下古今未尝不欷歔流涕也。及观吴季聘鲁，清观乐于周，为之歌秦曰：‘是之谓夏声’”。它共发行了9期，深得国内知识界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同盟会陕西分会联系各方面进步力量的枢纽。井勿幕以“侠魔”笔名，在第3、7号上发表的《二十世纪新思潮》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介绍，为迄今所见到的马克思学说在陕西介绍的最早文献。这篇文章主要阐述了：一、社会主义与奴隶制度；二、社会主义与人类阶级问题；三、社会主义与土地问题；四、社会主义与劳动问题；五、社会主义与个人及国家主义；六、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七、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井勿幕还在《夏声》上发表了不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文章，并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后来由《夏声》派回陕西，作了大量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夏”是中国人的自称。《夏声》以“夏”命名，是有特定含义的。它在《发刊词》中呼吁“毋遗厥祖国，终为他族隶”，还援引《书经》的“蛮夷猾夏”一词，强调“光我祖考之德”，明确提出“聿修厥德，光复有夏；应天顺人，丕承往哲。”在创刊号登载的众多祝辞中，充满类似“亡国恨、君知否?’、“匈奴未灭家何有?”、“请看儒生读《汉书》”、“重收拾旧时大夏”等警句，反映了该刊的政治主张是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如第1号《夏声》文中说：“……故吾雍苟无文明之史则已，苟有文明之史也，则欲以思古之幽情，抒救时之良策，又不啻以雍之声歌，提雍人士之耳也者。则顾名思义,惟《夏声》为最宜。……抑又思之，夏之在四时也，发生畅茂，有进取之象，无闭塞之意。其发而为声也，以缓所谓以乐心感者。……夏声之道，亦云是尔。嗟乎！深谷为陵，高岸为谷，弗炽而昌，乃贫而约，不智而强，斯愚而弱，雍道否塞，用弗古若，不挽不图，殆将罔药。……实大则声宏，声宏则听远。余用是再拜而庄涌吴季子之言，为前途喜且惧曰：是之谓《夏声》。”同期又刊载题为《日法、日俄、英俄协约关系中国及西北之危机》的长文，指出这些协约无非是相约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而在实际上使中国受到列强的共同宰割和控制。文章把列强侵华政策归纳为“三变”，即“由瓜分而成侵略、保全两派，由侵略保全两派而生协约，又由协约而生协约”。该文是《夏声》的重点文章之一。由于全文未刊完，虽未见列强协约涉及“西北危机”的具体论述，但已相当系统地阐明了该刊对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所持的基本观点。再如第3期《排外与媚外》一文，是从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对列强侵华所持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立论的；文章赞扬“排外者之存心”是“爱国心”和“自卫心”，揭露“媚外者之存心”是“无耻心”和“依赖心”。又如第8期《论今之改革家多好奇而不知本》，文章首先肯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祸患迫于当前”，应该“效法异国”,“取人之长以弥己之短”。该刊还从以民为本的观点出发，把民与政府的关系作现实的分析，在第8期《论政府之对待陕甘与陕甘人之自觉心》作了如下表述：“民为邦本，国本邦宁。国无论古今中外，未有民不知自立，专恃政府能期永存者也，亦未有不知爱惜国家之政府，能保卫人民者也。”这种强调人民自立、寄希望于人民的观点，是对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的有力回击，也是当时舆论趋向的具体反映。

夏声的拼音